——“金融帝国”与“领土帝国”的博弈
当下，俄乌冲突无疑举世瞩目的焦点。
我用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的副标题作为该文的题目，是因为它特别符合当下俄乌冲突的时代逻辑。
佩雷菲特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勋爵借前来给乾隆皇帝祝寿之际，希图同大清建立外交和互利通商关系，却因所谓“礼仪之争”（在是否向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问题上发生分歧）而最终失败的过程。这次和平交往的失败，不仅让英人洞悉了大清的腐朽没落，更为其四十几年后发动鸦片战争——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博弈，奠定了智识基础，增添了战略胆识。
历史的舞台像一片诡异的森林，人们以为自己在其中不断前进，却不经意转了个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主角不同，你方唱罢我登场。
透过俄乌冲突的表像，依稀可见美苏冷战的影子，只不过，在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像中，横亘在博弈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得以展现：不只是俄罗斯身上当年苏联的雄风不再，更有在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俄罗斯仍未摆脱传统帝国的地缘战略和空间安全理念，其通过给予对手巨大军事压力以迫使其就范的传统权力，实际上对阵的是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当中，结局似乎没有悬念。
引爆“全球化分裂”的加速器
关于这场冲突，半个多月以来，许多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进行了诸多分析、解读和展望，其中许多观点是分裂甚至截然对立的。但是，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说的那样，当人们面对一个新事物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立场、愿望或目的，很少甚至根本不会去回顾历史、分析事实以及关注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目前人们对俄乌冲突的关注或评论，存在着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仅仅关注俄乌冲突的具体进展及其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影响，而忽视对于乌克兰这个冲突焦点的历史关注。实际上，乌克兰作为历史长河中欧亚大陆核心地区文化断裂带的地缘特征——既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与中东欧稀树草原定居文化的分界线，又是东方基督教即希腊正教（拜占庭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分界线，塑造了乌克兰民族独特的边境身份与精神气质；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Serhii Plokhy）在《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描述的那样，两千年来这两条分界线的无数次移动无一不为其带来悲惨的命运，乌克兰在东西方之间的每一次选择都使其丧失领土和主权，以致于现代乌克兰国歌的头一句话，竟然是悲催的“乌克兰还没有灭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场冲突的结果无论怎样，乌克兰恐怕仍将难逃历史宿命——再一次成为最受伤害的国家。
第二个误区，是人们特别关注这场冲突的结果，乐于分析冲突双方的实力对比或者最终如何结束。事实上，自这场冲突开始的那一刻起，其结果已不再重要。因为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世界已注定发生历史性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乌克兰难以摆脱历史的路径依赖，也不是俄罗斯经济的消沉甚至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是世界秩序、格局已在发生重大改变。有诸多词汇可以定义这个改变，但我还是愿意用“全球化分裂”这个词来概述之，即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规则和方向上不再有共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自由贸易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或分道扬镳；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推行的并非所谓的“逆全球化”，而是出于大国博弈的战略需求，另行谋划、组织一套所谓更高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此乃“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所在。
透过重重迷雾可以看出，俄乌冲突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一场堂而皇之的“阳谋“。有分析说这场冲突是拜登谋求中期选举获胜的政治手段，的确不能排除民主党政权的这种政治利益考量，但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来看，俄罗斯与德国等欧洲大国在能源、经济和政治领域上的日益接近，进而同欧盟关系的修复，对于坐拥优越的地缘政治位置、擅长充当“离岸平衡手”（当年英国的角色）的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更重要的是，美国时刻不会忘记中国是它的最主要“对手”，一切有利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途径或手段，美国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鼓动或挑起欧亚大陆政治板块断裂带上的这场冲突，以达到“弱俄”“控欧”和“制华”的多重目的，无疑是当下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最优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