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的腾讯、阿里和百度三家巨头，一直是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创新产业的骄傲，也是中国为数不多具备世界级业务投射能力的科技公司，如今正面对全新的战略再平衡压力。
网上批评者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否定互联网巨头的成功。他们说互联网产业已经不代表最先进生产力，说这是一个被国际资本裹挟的食利者；还说互联网公司缺少原创技术，都是基于科技表层的应用层面的成功；更有甚者精确的计算出玩游戏和生孩子的线形关联，将游戏等娱乐产业的未成年管控挑战放大为全年龄道德问题。诸如此类的声音，将互联网行业的普惠性和创新性旗帜加以否定，一种对互联网巨头不友好的气场悄然发酵。虽然很多批评的观点并不严谨，但对全社会看互联网产业的审美带来了影响。
不得不说的是：整个2021年，包括BAT在内的互联网公司股价已经被这种情绪引发的综合反应打入了低谷，2021年腾讯港股从最高755.4港币跌到年底12月31日的456.8，累计跌幅近40%。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阿里巴巴，从约220港币跌到118.9，累计跌幅近50%。百度同样大幅下跌，还有美团、滴滴、拼多多等互联网公司也几近腰斩。当中国头部的科技公司受到如此打击的时候，反而2020年疫情前几乎市值骑虎相当的美国科技巨头却高歌猛进，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上涨65%，微软和特斯拉均上涨51%，苹果上涨34%，而英伟达大涨102%。中国科技巨头受到中美两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2021年显然被美国同行甩开了一个身位。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2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自然之前欧美互联网科技公司心里嘀咕的“中国创新威胁”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国内看空声音还在继续，某位大V在新年演讲抛出“互联网高度饱和”的论点，论证的数据竟然是所谓内部获得的“阿里673元、拼多多578元、京东384元”的获客成本数据，先不去挑战数据是否真实，任何一个产业快速获取用户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放缓但营销投入变化较小的情况，显然基数小了除起来结果就会变大，这不代表衰落，而且专业分析不会这么计算，更推理不出来所谓的“互联网饱和理论”，而这些迎合大众的论调有着广泛市场，不禁让公众看科技巨头更加雾里看花。
那么互联网公司是否依然具有“先进性”特征？BAT是否依然具备“人民性”价值？本文希望超越争论层面理性回答追问，从全球产业科技视角对于互联网公司向产业科技型公司战略转型的大趋势做出详尽的分析，希望全面的分析和思辨带给读者和决策者更多辩证思考，毕竟互联网行业是涉及到几千万人就业的科技引领性行业。
国家监管有其必要性
需要承认的是，国家和社会舆论对互联网巨头的关注和高标准要求并非没有道理。
互联网公司崛起遵循的是小概率成功创新基础上的大浪淘沙原则，生命力和竞争力自然更强，这符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基本逻辑，残酷竞争驱动的产业也往往是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但当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获得成功并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商业权力的时候，市场竞争必然打破弱势平衡，进而一定程度国家治理的参与有其必要。也就是说，对互联网的规范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鼓励公平竞争和持续推动创新，这一原则最应该成为监管的核心取向。
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已经超越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要素稀缺的要素挑战，也超越了本世纪初十几年开放还是封闭争论的进退取舍，超越了平衡挑战，眼前面对的是全球性巨变带来的“多难挑战”。这个多难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主体必须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统筹中外竞合关系；另一方面是产业不平衡带来的增量价值缺失，正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老龄化等问题；还有就是社会性矛盾的积累，广大人民群众和低收入群体陷入了一定的发展瓶颈，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国家发挥制度优势大格局的调控经济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要求科技公司体现更多“人民性”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