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生动世界

作息自由有益健康

库柏:疫情后,当在家办公的人突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起床时间时,大多数人都起得更晚了。希望这种作息自由能制度化。

在马德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里的早晨很奇妙。这是一个睡得很晚的城市。刚到这里时,我会在早上9点前晃晃悠悠出去找咖啡,结果发现早餐店还没开门。西班牙人起床的那个时间,美国人已经开始上班了。

我知道西班牙有睡眠问题:这里的人每晚睡眠时间比欧洲人的平均水平少30到40分钟,可能因为他们生活的时区不对头。1940年,独裁者佛朗哥(Franco)为了声援希特勒(Hitler),把整个国家都并入了德国时区,但没人把它改回来。不过西班牙的“晚晨”正是我毕生所寻找的。我一直觉得传统的上学和上班时间害我起得太早。

很多人显然也有同感:在封锁期间,当在家办公的人突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起床时间时,大多数人都起得更晚了。让我们希望,这种自由能被当前的工作方式革命给制度化。

疫情爆发前,我们大多数人身不由己地采取一刀切的作息时间。美国人的情况尤其糟糕。多莉•帕顿(Dolly Parton)唱道:“朝九晚五工作,赚钱真不容易。”但事实上,2015年美国员工最常见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45分到7点59分之间——这可能是导致美国当前辞职潮(Big Quit)的众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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