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管理研究、教学与管理实践的脱节，中外商学院正日益面临来自社会、产业界、和业内人士的强烈批评。而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管理学术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实务的脱节“比西方更为严重，其危害也更甚”（见李 平、杨政银和陈春花2018年发表于《外国经济与管理》的“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融合德鲁克与马奇的独特之路”一文第28页）。
正因为如此，由知名华人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等提倡的“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 的理念及实践，不仅在国际管理学界广为传播，在中国管理学界也得到积极响应。“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致力于 “调整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生态系统，为政策和实践改善提供更加可信且可行的知识”， 使“商业与管理的学术研究成为解决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类的社会挑战的核心力量”， 并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管理知识的创造”，等（参见“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2017年发表的《立场宣言》）。
然而，和国外商学院一样，中国商学院面临的问题来源是相互交织且超越商学院自身的。同时，中国商学院特有的环境特征，比如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种趋势的相互竞争，加剧了中国商学院所面对的转型挑战。
在这方面，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转型研究”(transition research)可以为有关中国商学院转型的讨论提供有益的启示。尽管“转型研究”的初衷是解决能源、水、食物等“社会-技术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在转型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很多概念、理论和分析工具，可以对理解、分析中国商学院的的系统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转型研究
转型研究认为，一个由包括技术、机制、市场、政策、网络、文化、组织和个体行为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系统”的转型是长期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而转型过程通常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价值、宏观经济、基础设施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包括当前占支配地位的实践、机制和规则——这些是“转型”的主体和对象；而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在特定空间下发展起来、与市场主流力量相悖的创新。转型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改变和底层的创新都可能引起现有的在中观层面的结构的改变，导致系统的转型。而这些层次力量的对比会决定转型的方式和走向，比如有的转型是渐进的、温和的，原来结构中的知识和实践得以吸收到新的结构中；有的转型是剧烈的、高成本的，原有结构及其利益相关者被完全替代。
转型研究中的另一个理论——“转型管理”，是关于激发、干预转型的治理理论。“转型管理”理论认为，转型可以被主动引导和管理。这需要领跑者（frontrunners）发挥领导作用，并对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转型管理进而把与转型相关的治理、干预行为分为“战略性”(strategic)、“战术性”(tactical)、“操作性”(operational) 和“反馈性”(reflexive) 四种类型。“战略性”行为包括提出问题，发展愿景和长期目标，建立网络并开拓转型空间等。“战术性”行为包括建立联盟，发展转型的议程和路径，探索转型的可能场景。“操作性”行为包括动员力量，开展转型的试验和项目，扩散成功经验。“反馈性”行为包括监控、评估转型的过程，总结经验，调整行动方向等。这四类行为相互传递，构成“转型管理”周期的闭环。
最后，转型研究特别强调政治因素对转型的影响 。这里的“政治因素”有两重含义。第一，这个领域中研究的转型通常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而需要人为的主动推动。第二，政治因素对转型中目标和结果的解释、资源的分配、联盟的形成等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