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如何全面评判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

余智:中国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努力,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部压力,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很多华人自由派挺川(川普,特朗普)人士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狂热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特别支持特朗普过去几年的对华强硬政策。他们认为:美国1970年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不仅没有实现美国所期待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反而利用美国这一战略壮大了自身力量,反过来威胁美国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特朗普及时扭转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重新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极限施压,有力阻止了中国前些年的对内政策转向与对外扩张趋势。

笔者曾在《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吗?》一文中论证了如下两个核心观点:美国以前两党都执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能视为失败;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因素造成的,不能归因于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如下核心观点: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好,过于简单化了;应该全面评判这一战略的产生背景、多重影响、历史延续性及其与中国发展进步的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向,在经贸方面具有主动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动性。这与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理念有关。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他的过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响:既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也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强化、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这一战略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总体影响是正是负,很难准确评估。而它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则主要是由普通民众而非既得利益阶层承担的。

第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总体上看会被拜登政府延续,但部分策略可能会有所改变:两国政治对抗会延续、经贸对抗会缓和,实质对抗会延续、口头对抗会缓和,双边对抗会延续、多边对抗会增强。

第四,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的自身努力,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部压力与帮助,特别是某个国家、政党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一)特朗普对华战略转变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变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经贸方面。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摩擦由来已久,已经持续了30来年。但特朗普以前的各届政府,总能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几届美国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对于对华贸易赤字的极低容忍度。

特朗普在其任期开始之前的竞选中,就威胁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采取严厉行动。上任之后则积极“兑现诺言”,对中方采取了极限施压策略,并最终与中方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完全是采取主动进攻态势的。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方面,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低收入者,他们受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最大:一是他们受雇的企业受中国廉价出口的严重冲击,二是他们所在的相关制造行业的资本大量向中国转移,导致工作岗位流失。

另一方面,特朗普个人对贸易逆差问题的认知比较粗浅,认为贸易逆差就是“亏本”买卖,而没有意识到它会给国内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甚至可能超过其生产商的损失,只是其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再分配而已。

当然,特朗普最终对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从中国廉价出口中受损的单个美国制造业企业及其员工所遭受的损失,远超从中国廉价出口中受益的单个美国消费者的获益,因此前者比后者有更强的动机游说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在双方的经贸摩擦中,美方始终是主动性的、进攻性的,直到2019年年底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定。但协议涵盖的主要内容还是浅层次的(包括中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不进行人民币的竞争性贬值),深层次的问题(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不包括在内,有待今后的谈判解决。

特朗普对华战略转变的被动性,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战略走向一直是向美方靠拢,而美方是支持这种靠拢的。这种情况在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前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中国在内政方面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意识形态有所回归;二是中国在外交方面从“韬光养晦”向“大国外交”转型,并对外大力宣传中国的特色体制优势。这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高度重视。部分战略界人士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没有发生美方期待的改变。而特朗普任期第一年即2017年年底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则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2018年上半年,中国内政发生众所周知的重大改变,国际社会与美国都高度重视。在随后启动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将首轮打击重点对准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与战略企业(如中兴、华为),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崛起的政治战略意图非常明显。贸易战的这种政治战略意图一直延续至今。在当年年底,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重点批评中国的战略发展走向,提出希望中国“重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

2019年香港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反修例”事件,中美双方的政治对抗也因此加剧。2020年初,在中国首先爆发的新冠疫情扩展到美国并迅速蔓延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抨击迅速升温,双方为此龃龉不断,从互相口头攻击发展到互相驱逐新闻记者、关闭对方领事馆,并在南海与台湾海峡频频发生对峙,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同时,特朗普政府高官纷纷直接出面,强烈抨击中国执政党与基本制度,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激烈对抗。

综观特朗普任内中美两国的政治对抗过程,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对华政治战略的改变,带有较强的被动色彩,多为因应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相当于“对手变,我亦变”。如果担任美国上届总统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转变也是大概率事件,尽管其转变方式可能没有特朗普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只是“因缘际会”,充当了这一被动转变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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