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英国电视名厨谭荣辉（Ken Hom）帮忙，将有关“疫情下的英国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访题转发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很快我就收到了布莱尔办公室的回复。
在观察英国抗疫近一年后，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成了我的关注点。而这亦是过去40多年英美的一个学术之争。（在阅读本文之前，不妨先阅读《新冠疫情致死近10万，为何英国社会依然稳定？》，以获得英国抗疫的整个概貌分析。）
英国社会是集个人主义、社区意识、遵纪守法的综合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等都不是其主导概念。最近我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如果公民愿意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或者说，如果行动出发点以社群利益为根本，抗疫也许不会这么难？英国新发现的变种病毒将英国新冠感染病死数字迅速推高，已经超过10万，成为欧洲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
伴随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社群主义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在解释这两个概念之前，我先解释为何我希望就此问题采访布莱尔。
布莱尔执政期间，工党曾经推行过“新工党社群主义”。这一当时全世界闻名的“第三条道路”的出台背景，在于当时工党寻找到了新定位——中间路线，即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内政治再未出现过大规模流血斗争，无论王室权力转移给贵族，还是19世纪末贵族逐渐转移权力给平民，都是以平和手段完成的。在意识形态上，二战后英国的政治变迁是西方社会中最大的：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推行公有制民主社会主义的34年（1945-1979年）两党共识时期，到1979年撒切尔突然彻底大转型，转入以哈耶克思想主导的自由私有制经济，个人主义成了主导。布莱尔之所以天下闻名，正是因为他在这两个英国极端意识形态中找到了中间点，而且受到选民欢迎。
您已阅读23%（748字），剩余77%（2479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