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有一个绕不过的“鸿沟”——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城乡人口分步的日益极化。合理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密度和规模、以加快小城镇发展来提高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了决策者和学界更多人的共识。FT中文网推出“中国大城、小市、乡村”系列文章。本文是该系列第一篇。
运筹和规划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有一个绕不过的“鸿沟”，就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城乡人口分步的日益极化。在城市愈加“欧洲化”的同时，乡村的“非洲化”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两极分化更加突出。
城乡人口建设用地倍差加剧，“大国大城”城镇化难以为继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里人们可以发现，在2000年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比例还是36.22%比63.78%，到了2010年城乡人口的分布之比就接近各占一半（49.95%比50.05%），到了2019年，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比例则颠倒过来，城市为60.6%，乡村为39.4%。20年间，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别以年均1.22%的速度递增或递减；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由4.59亿人增加到8.48亿人，乡村的常住人口则是从8.08亿人减少到了5.52亿人。这一方面是城镇化发展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城乡人口和空间分布出现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
伴随着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乡迁徙，城乡之间人均用地的差别也越来越大。有研究资料显示：在常住人口上占据全国40%的农村人口，占有使用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高达20万平方公里，而占60%多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有使用的城镇建设用地仅为10万平方公里，只有农村的一半。城乡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之比高达1：3.7 。数亿人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土地需求的刚性矛盾愈发突出，并且呈现越是大城市，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度越高，土地供求矛盾及相对应的房地产和住房问题就更加突出，并且发展的趋势更加让人不安。
根据恒大研究院的统计，从2000-2019这20年间，中国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从趋势上看，越是大城市，人口的集聚度就越高。在2001-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这三个阶段，中国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和1.81%，1.49%和1.00%，1.33%和0.69%，都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则略低于和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见下图）。
更须引起警惕的是，到2030年中国新增的2亿多城镇人口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七大城市群。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大城市的人口拥挤问题会更加突出。
中国大城市人口实际密度远超东京纽约，适度疏解刻不容缓
与国际上超大城市比较，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的人口拥挤问题，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篇研究报告，能给人更多的启迪。根据他们对北京上海和东京纽约的比较，在在0-10km的半径范围中心城区，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2.07万人/km2和2.56万人/km2，每平方公里分别高出东京7421和1.24万人、高出纽约7539和1.25万人。在0-5km最核心区域内，上海常住人口密度高达3.67万人/km2，比纽约（2.66万人/km2）高出10041人/km2；北京（2.02万人/km2）虽低于纽约，但仍接近东京（1.08万人/km2）的两倍（见卓贤、陈奥运“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