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租公寓

打工人、金融陷阱与蛋壳难民

张林:所有高增长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低增长状态下更难缓释,并且会出现利润、行业、区域、阶层加速分化等社会问题。

根据劳动统计年鉴等统计,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日平均工作时长,已经从2009年的9.4小时下降到了2019年的9小时。但考虑到2016年之后基建增速大幅放缓、农民工群体工时整体下降,以及很难计入统计、但由于微信等通讯手段兴起带来的班后工时,近几年大部分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时应当是上升的。即便不对统计数字做出调整,城镇就业人员的有酬劳动时长当前也已超过日韩等传统“加班文化大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勤劳的人群了。

勤劳是一种风气,会传染并且会自我强化,金融及IT等高收入行业的“996”工作状态日益普遍化,餐饮及快递等低收入行业的平均劳动强度也在不断加大。劳动时长增加、强度提高的另一方面,却是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日渐逼仄。特别是近十年来,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GDP增速的下降速度,疫情冲击下居民的收入预期指数更是深度下行。

于是,无论金领、白领还是蓝领,工作越来越辛苦、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收入增长却日渐碰上了天花板,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个方向上的压力所裹挟,才使得“打工人”这样似是而非的词汇引发了就业人群的广泛共鸣,并成为当下的社会热词。

“打工人”也体现了当前社会群体心理的一些变化。与90后步入工作岗位时出现的“丧文化”不同,丧代表着自愿的妥协,虽然难以跨越阶层,但不努力也可以维系现有的生活,而“打工人”说的则是不努力是行不通的,一定会不进则退。与80后到达收入瓶颈后所出现的“屌丝文化”也不同,后者体现了高收入群体的优越感,以及社会低层的自我解嘲,而“打工人”说的则是谁也没有优越感,往前跑的人都会撞到同一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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