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我在犹豫要不要给这个称呼打个引号）圈子，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就在本文定稿的时候，各微信群还在大量散播宾州参议院“听证”爆出数十万选票失踪、计票软件作弊、统计票数比登记选民数多出百万等惊悚消息……
此次大选过程中的中文谣言满天飞，暴露出中国自由派群体的诸多认知障碍：他们中的某些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领袖崇拜情结，对谁赢得这场选举的关注远胜于对选举规则和事实真相的关注，不愿意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不接受“一人一票”、种族平等和政教分离……他们太需要美国这个“灯塔”的继续引领，需要一场令人信服的选举告诉他们真正的宪政民主究竟是什么。
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直将美国当作“民主灯塔”。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美国的社会契约看似基本完好。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大选之后，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还能否受到信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美国是否仍然是世界民主的“灯塔”，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自由派能否弥合内部分歧。问题是，美国宪法序言里的“我们人民”还在共享并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吗？
一、美国契约及其破裂
我所说的“社会契约”是指一套对于理性治国而言必备的政治自然法，主要包括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言论与新闻自由、权利平等（反歧视）、周期性选举、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之所以将上述原则称为政治“自然法”，是因为任何国家系统性违背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可能善始善终，而必然陷于争斗不断、麻烦无穷，在此且不展开。之所以说这些政治自然法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能够迫使政府尊重这些原则之前，自己必须接受这些原则并彼此作出承诺；否则，这样的原则即便写入宪法也如同不存在。
以政教分离为例，如果所谓的“宗教自由”就是我的宗教的“自由”，并不尊重你信或不信的自由，那么你也不会尊重我的信仰自由，关于宗教自由的社会契约其实并不存在。当国家来打压你的信仰，我会幸灾乐祸；当国家来打压我的信仰，你会袖手旁观。这样，国家可以打压任何一种信仰，都不会受到全社会的抗议，反而会收获此起彼伏的欢呼点赞。更有甚者，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信仰变成国家正统，用国家机器来压迫你的信仰，那么你必然也想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国家就成为相互倾轧、迫害异己的竞技场。这样的国家能太平吗？只有当我们彼此同意，我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你也尊重我的信仰自由；不论我们是否认可彼此的信仰，我们都拒绝将自己的信仰变成国家正统，并共同抵制国家对任何信仰的压迫，即便被打压的对象是我不认可的宗教，这个时候社会契约才存在，也只有这样的宪法原则才有用——因为国家对信仰自由的压迫会遭到全社会的一致抵抗。
周期性选举民主也是社会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立场对立的各方都愿赌服输：如果竞选各方都获得了自由而相对充分的表达机会，投票过程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尤其是如果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司法机构的确认，那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当选，我也心悦诚服，而不是仍然胡搅蛮缠、到处传谣。绝大多数自由派对上述原则并无异议，但他们否认这次大选符合上述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封杀了特朗普的言论，因而宁愿相信他的推特和选举舞弊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不仅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而且确信民主党在摇摆州制造了大规模舞弊，尽管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这种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公民个人很难辨别信息的真伪，因而迫切需要中立而公正的新闻媒体为我们对信息的真实性把关。
我所说的“美国契约”，是指美国社会历年形成并通过宪法体现出来的政治自然法则。1788年宪法设定了纵横分权的联邦权力架构、独立的最高法院和有限的民主选举；1791年《权利法案》规定了诸项基本权利，其中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宗教自由、政教分离、言论与新闻自由。到1830年代，逐步废除了选举权对白人男性的财产限制。至此，自由、法治、民主的宪政秩序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根本缺陷。女性作为“半边天”没有选举权，众多黑奴则不被当“人”对待。在一个排除了多数人的国家，显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契约。因此，美国契约主要是卡在平等这个环节上。内战废除了蓄奴制这个美国宪政的“原罪”之后，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但有些契约原则即便入宪也未必为社会普遍接受。之后数十年，美国社会的种族、性别等多方面歧视并没有消失。直到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才将妇女选举权写入宪法；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要等到1954年的“校区隔离案”（Brown v. Board）判决，黑人民权运动则要等到1960年代……到那个时候，美国的社会契约才算基本完整。
然而，社会契约从来不是一个在或不在的绝对概念；再基本的社会契约，如思想和信仰自由或人格平等，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可能获得每个人的接受。它是一个数量或程度概念，一个国家总有人接受和不接受，而接受契约原则的人数比例决定了其所在的共同体的命运。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面临是否接受社会契约的自由选择；和老一代相比，新一代中可能有更多人接受了社会契约的某些要素，但他们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美国宪政制度很发达”这句话是完成时，只是表明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契约基本完好——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心有灵犀，接受了社会契约中的政治自然法则；它从来不可能是未来时，因为未来永远属于接受和反对两种力量相互较量的未定之天。现有的宪政制度会为这一代人缔结社会契约提供良好条件，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在社会契约的保险箱里；社会多数人能否达成社会契约，每代人的命运本质上是每代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在平等问题上，美国历代已经付出巨大努力。但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体制性种族歧视也未必彻底消除，而BLM所激发的群情激愤则显示，社会性歧视仍然十分普遍，华人圈的种族主义情绪更是不得了。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随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中国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国内制造业凋敝、失业率攀升，进一步激发了蓝领工人的不满和种族主义情绪。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得益于“铁锈带”的蓝领和失业者，他们和华尔街、硅谷等全球化的受益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国家，还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会契约吗？这是当代美国社会契约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特朗普总统因对华政策强硬而获得中国自由派青睐，因减税政策而获得保守派的肯定，因提倡传统价值观而获得福音派基督教的支持。然而，他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不仅造成美国抗疫惨败，而且加剧了本有裂缝的美国契约破裂。大批“川粉”以他为榜样，以为自己“百毒不侵”，不戴口罩参与大型公共集会，扮演了美国庚子年的“义和团”角色。其背后或已闪现种族主义的潜台词——这个病只能感染“东亚病夫”，是不可能入侵高贵强壮的雅利安人身体的。他实行“推特治国”，拒绝接受新闻媒体对自己的批评，将CNN、《纽约时报》等传统大媒体斥为fake news，促使大量“红脖子”铁粉不再信任在过去两百多年新闻自由环境下生长成熟的主流媒体，转而相信各种错误百出、谣言乱造的极右翼小媒体或自媒体，甚至已对什么是真相无所谓、不在乎，自己爱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相”。这些媒体利用美国宪法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保护，制造了大量关于民主党选举舞弊的阴谋论，令众多选民是非莫辨、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