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衍化至繁。”面向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看似是一个尚待检验的应对新策，但是实则扎根于久经磨砺的历史规律之中。
从中国经验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全球格局几经剧变，内外压力多次涨潮。中国经济正是通过主动重塑内外循环，协同推进内外循环发展，开拓出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顺势之道。从国际比较来看，主动重塑内外循环并非易事，对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均提出了严峻挑战。
相较于其他后发经济体，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攻坚克难、跨越挑战的制胜之基。从2020年新起点出发，“双循环”新格局将是顺势之道在新时代的精准体现。用好用活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料将成为建设“双循环”新格局的决胜关键。
中国经济内外循环演进的三大阶段
资料来源：我们的绘制
如何应对全球变局？主动重塑内外循环是顺势之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几番剧变，中国经济的内外循环历经多轮演进，形成三大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详见附图）。其中，第一阶段（1949-1976）依靠“内循环”独力支撑。第二阶段（1977-2019）以“外循环”为主导，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外循环”边际贡献涨落的分水岭。从2020年的新起点出发，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启第三阶段，以“双循环”新格局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顾第一、第二阶段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顺势而为地主动重塑内外循环，协同推进内外循环发展，是中国经济应对全球变局的有效策略，是在稳定中实现发展、在变局中开拓新局的经验范式。
第一阶段（1949-1976）: “内循环”独力支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封闭对立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内外循环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起点之一：被脱钩的“外循环”。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相对隔绝于国际市场以外。在此阶段，外贸进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年度均值仅为8.0%，远低于1977-2019年的均值34.3%。一方面，这一格局将基础薄弱的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因素相隔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例如，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1973-1975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中国经济则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亦产生诸多弊端。在需求侧，由于未能对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无法将外需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在供给侧，由于错过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难以引入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水平，因此“短缺经济”的瓶颈难以打破。
起点之二：低水平的“内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匹配。在远离“外循环”的情况下，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内部调节机制并不完备，以致供需出现频繁且严重的错配，降低了“内循环”的通畅性和稳定性。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调节，缺少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定价和配置。短期来看，计划指令的硬性调控，配合以工业投资为主导的扩张方向，能够较快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迅速升温；但是长期来看，计划的主观性、粗放性和非灵活性，叠加本阶段“短缺经济”的客观掣肘，易使总需求超越总供给，导致高增长难以维系并透支后期需求，从而产生和放大了经济波动。但是另一方面，在阶段性困难之下，中国经济“内循环”也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了一系列从无到有的重大成就，尤其是推动了民族工业体系的自主发展。从长远来看，自主完成的工业化奠定了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在其后的漫长竞跑中超越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先行者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