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成为瑞典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一个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欧小国，其医学研究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却突然被从东方飞来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瑞典在陷入冠状病毒的灾难中，选择了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宽松防疫策略：不封锁。没有强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议，让每个公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然而，疫情造成惨重后果，瑞典的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率远高于邻国。到笔者完稿时，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础疾病，67%是80岁以上的老人。
由于在抗疫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选择，这个欧洲边缘小国便成了世界注目和议论不休的对象。瑞典成语“ris och ros”（扫帚和玫瑰），即批评和赞扬，都一起从世界各地飞来。
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扫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领。对此，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解释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比他国多接收了几十万中东非洲难民，而某些外国出生的老人死亡率远比本地人要高。
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善意。为保护弱势群体，瑞典的政府官员、司法界和新闻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规矩：遇事不提当事人所属的族群。但是，科学认识却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例如，瑞典学者发现严重感染冠状病毒的男性多于女性，认识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统较弱，因此考虑使用抗前列腺癌药物治疗。
那么，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勇于承认这个问题：由于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状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艰难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参考了包括《医疗报》在内的多家瑞典媒体报道，写作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这个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雾里看花不真切，“扫帚玫瑰”不靠谱
瑞典人是个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对东西方蜂拥而来的批评、质疑或赞扬，例如中国《环球时报》指责瑞典是“抗疫黑洞”，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瑞典抗疫从抨击到羡慕的变化态度，瑞典政府大都听之任之，沉静以对不予评论。大多数瑞典人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学，一直支持政府宽松的抗疫策略，也善于自我批评和反省。
在笔者看来，外界向瑞典挥送的诸多“扫帚和玫瑰”，大都是雾里看花。那么，究竟有哪些批评和赞扬是不靠谱的呢？
第一，指责瑞典为了保护经济搞“群体免疫”，这与事实不符。
瑞典政府坚决否认本国采取的是“群体免疫”策略。这是因为，“群体免疫”是敞开大门引入病毒，而瑞典虽未严格封城，但却采取了不少措施抵御病毒。作为依赖一个进出口的小型经济体，瑞典当然希望开放以保护经济，但从未把经济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之所以要采取宽松抗疫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瑞典宪法对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没有授予政府行使紧急状态的权力，直到疫情中期，议会才快速通过一个给政府的临时授权。此外，政府还要全面考虑社会代价，例如，弱势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顾，幼儿园、学校开放可提供免费早餐午餐。还担心人们宅家时间长，会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