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济学家盛洪在疫情期间始终高度关注防疫措施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技术下的新交易模式、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与社会自治的结合，能实现比行政强制更有效的防疫效果。以下是他近期与FT中文网的访谈实录：
FT中文网：您觉得这次疫情会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盛洪：我不认为会是这样。我们身处疫情最高峰，大家都特别悲观，会有这种想法。但我认为，互联网的发展，能缓解很多由疫情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非面对面交易”成为可能。这主要指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技术业、电子商务、教育、咨询等行业，基本上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易或交流，并创造价值。比如你咨询律师、远程医疗、上网课等等，都可以在线上进行。疫情之中，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网上办公、网上会议。此外，原本似乎无法避免面对面交往的生活服务业，也得到了改进。很多购物已经转移到网上进行，即使是饭馆、商店，许多也开始采用自助结账，不需要收银员。连物流也可以不接触。你买个东西，快递小哥给你放进快递柜。甚至大批的货物，也完全可以全世界电子交接。
也就是说，在生产、服务和交易环节，都可以不接触，这是互联网带来的改进，可以帮助我们在维持经济活动的同时，降低接触和感染风险。
FT中文网：您最近撰文称，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 1 以下。可否简单解释您的观点？
盛洪：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防疫目标，是将新增感染人数降到零。然而这既不现实，也代价高昂。新冠病毒具有指数型特性，意思是传染速度对指数高度敏感，指数高一点，感染人数就大增；指数低一点，感染人数就大减。按照钟南山团队的计算，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3.77。如果能将这一数字降低至1以下，就能大大降低感染人数和速度。比方说，按照我的模型，假定在武汉封城那一天，受到感染的人数每天新增 15464 人，但如果基本传染数下降为 0.94，则新增感染人数也会逐天下降，即它的传染是收敛的，只要时间足够长，新增感染人数也会降为零。
那么如何才能把基本传染数降到 1 以下呢？实际上，决定基本传染数有自然因素，如病毒本身的传染特性，也有社会因素，而后者又包含两个重要变量，一个是人口密度，一个是交往频率。减少交往频率就会同比例地降低基本传染数，即，如果我们的平均交往次数减少10%，则基本传染数也减少10%。那么，在基本传染数为 3.77 时，如果我们将交往频率减少到正常水平的25%，基本传染数就会降到 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