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令人揪心的武汉疫情和各地复工情况，去年霸屏的中美贸易冲突，感觉恍如隔世，虽然一个月前中美才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在春节前后，对于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政府势必在推动经济复苏上不遗余力，加大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房租减免和种种补贴，加上金融政策，来扶持及刺激商业活动。但这也是政府实现支持民营企业承诺的关键时刻。
中美贸易战的主轴，从所谓“结构”上的问题来看，其实是美国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是美国官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之争，说到底，就是政府在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从现实里来看，就是国有经济与民有经济之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基于对于国有经济和企业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这么牛，那干嘛还改革？
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专家罗迪（Nicholas Lardy）在2019年出版了《国家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去年12月5日，罗迪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的一个讲座里表示，国有企业正在向下拖累中国的成长，对GDP增长每年带来两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关于年底前国内经济学家的“保6”之争，在罗迪看来，如果没有这个“国进民退”的逆风，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其实超过8%。
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在2014年就已表示：“中国的增长率早就应该修正了，使其人均增长率符合全球历史中值水平的2％。”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明克胜在2018年断言：“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已经被完全挖掘了，我们应该期望增长率永久性的降低。”
但罗迪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推进民企的角色，强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使中国经济释放超过当下的能量。
中国国务院在去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这是否会逆转近年“国进民退”的趋势？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从政策的角度而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推行的国家产业政策扩大国有企业的作用。向国有企业提供的银行贷款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私人公司已经被挤出。
罗迪认为市场经济崛起的特征应该包括：价格改革，确定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大量信贷流向私营企业，私人公司投资份额上升，国有企业在工业和出口中被取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中国的制造业经济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国有企业所操控，到了今天，国有企业在生产中的比例降到了20%-25%左右，其余是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