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除夕这一天，我从北京出发前往我在中国北方的祖父母家。这是武汉市事实上“封城”后的第二天。我去的地方距离武汉大约600公里，但是这个春节假期非常不同：从北京发出的火车上几乎人人戴着口罩。当我到达祖父母拥挤的家时，我摘下了自己的口罩。他们和我的7位婶婶、叔叔和堂兄弟姐妹已经在包饺子了。
他们正在谈论病毒爆发，但情绪仍然平静：每个人都在忙着处理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为一个大家庭做晚饭。到这时为止，只有武汉采取了全市范围的预防措施，但我们现在在讨论我们自己的措施。令人欣慰的是，我的祖父母宣布他们将取消惯常的亲戚拜访活动。
传统上，除夕和大年初一是留给直系亲属的：父母、孩子和祖父母。然后，在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假期里，老人们待在家里，而后辈们去拜访关系远一些的亲戚。
对我而言，他们是我可能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伯祖母，是高我两辈的堂亲。我很少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这很正常：在中国家庭，每个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关系来称呼的。如果你不记得确切的关系，那么称呼“阿姨”或“叔叔”就可以了。研究中国农村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使用名字是一项城市发明，只对那些不在同一个村庄长大的人有必要。
我家有几十个亲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的我父亲那一代，农村家庭规模很大——能够更好地在农田里帮忙。后来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农田。在过年的时候，我会见到我的叔叔们，他们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政府官员，还会见到我父亲的堂兄弟们，他们是分散于中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和卡车司机。我父亲那一代的几乎所有人都离开农村去了城市工作，所以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聚在一起。
像我家这样的一些家庭的行程非常紧凑：在初二，我的父亲和叔叔们通常会一起去6个婶婶和叔叔的家里拜年，然后及时回到我的祖父母家吃午饭。今年不会有这样的拜年活动。
像我一样，一些旅行者在交通开始关闭前设法回到了家，他们至少和亲人躲在一起。但对于那些因害怕传染和交通中断而取消旅行计划的晚期旅行者（更不用说留在武汉的900万人了）来说，情况要糟糕得多。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见到父母甚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