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下行，有许多关于宏观政策的讨论。这些讨论多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提出各种有关宏观政策及其手段的建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制度假设之上的，我们就会知道，如果市场制度及其前提不被保证，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如果产权不受保护，市场制度就是无效的。因为市场的核心规则就是竞争规则，经济学已经证明，没有产权的竞争是无效率的。我曾援引张五常教授的研究，他发现在没有产权界定的渔场中，捕鱼者可以随便进入，但随着进入人数的增多，捕鱼者的租值（捕鱼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部分）会减至零。他在《佃农理论》中评论台湾的“三七五”减租时说，如果地主减少的租金并不排他地转移给特定的佃农，佃农们可以自由竞争减租带来的利益，租值会在竞争中耗散。在“合约结构及非排他性资源理论” 一文中，张五常教授总结说，一个有界的资源，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人们会自由进入以竞争这一资源所带来的租值，直到租值消散为零（Steven Cheung，1970）。
当然，在具体的情境中，产权状态并不是要么100%的受到保护，要么没有保护，而多是处于中间状态。我曾用这样的理论分析过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现这是一个又有某种在一定时间内的排他性，又不能永远保持，局外人总想进来争夺的“产权”。由此演化出国有企业现有组织制度及其复杂曲折的高管策略和悲剧结局。这种理论也适用于民营企业，只不过具体情形不同。民营企业面临的产权问题，首先是安全性问题。这既指产权的安全，也指人身的安全。例如，民营企业家会突然身陷囹圄，财产被低价“拍卖”，如吴英；甚至还会在没有经过法律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丢失性命，如曾成杰；会无端被关进大牢，12年后被宣判无罪，却痛失市场发展良机和大好壮年时光，如张文中；还有其他知名的企业家如顾雏军、牟其中等。
更普遍的是不知名的企业及企业家。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不经法律正当程序，企业家被抓捕，企业被迫停止运营，或企业财产被强制低价“拍卖”；第二是，企业财产被政府行政部门强制性收缴；第三是各个行政部门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僭越立法权，制定严苛的管制条例，全方位地对企业吹毛求疵，小过重罚；第四是政府行政部门改变政策，就完全否认与之不符的民营企业已经投资而享有的产权，否认政府先前的决定和承诺；第五是地方政府在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资以后，看到更有利可图的机会而反悔，且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或者以极低的“补偿”毁约；第六是搞运动式执法，实际上是用非专业的词汇模糊法律边界，并因此借口而不遵循法律正当程序，上级规定运动指标，下级政府为达到指标，不惜冤屈企业家、关闭企业。
近年来已经发生的对企业家产权和人身伤害的案例有增无减，对民营企业造成重大打击且无法挽回。而更严重的是，这些伤害的事实形成了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看法，即他们的安全没有保障，进而形成对资产的贬值预期。一个资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物理特性和使用价值，而且还在于它的安全性。同样的物质资产，安全性不同，其市场价值可以有很大差异。假定有一个企业，它的年均净利润为1000万元，按10%的净资产收益率，可反推它的净资产或股东权益为10000万元；按4%的贴现率，其市场价值约为25000万元；按5%的销售净利率，它的销售额约为20000万元。如果这个企业的产权的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证，可能有30%的概率会丧失，那么这个企业的市场价值就会贬损30%，约为7500万元。如果这时立法机关将增值税减低三个百分点，则会给这个企业减少约520万元的成本；如果中央银行降低基础利率一个百分点，且如果该企业的贷款额为10000万元，则可减少100万元的利息成本。不过，对于安全度下降而带来的资产价值贬损的7500万元来说，620万不到其1/10。一个理性人，他会为这区区620万元而受到激励，继续生产或增加投资，而无视7500万元的损失吗？
所以产权和人身安全是宏观经济的一阶变量，而税率和利率则是二阶变量。所谓“一阶”、“二阶”，是借用了数学概念。直观地，距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就是速度，二阶导数就是加速度。从绝对数值角度看，二阶导数值比一阶导数值小得多，约为后者的1/100~1/10。如果百米赛跑的速度是10米/秒，则冲刺时的加速度是0.5米/秒左右。一阶变量确定基本趋势，二阶变量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增减。因而一阶变量对事物有明显影响时，二阶变量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当一阶变量适宜而稳定，二阶变量的作用才能突显出来。用来比喻经济变量，如果民营企业的人权和产权安全没有明显改善，则所有以西方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宏观政策变量就不会有什么用。如果对一个病危的人说“白菜降价了”，不会对他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这已为今年以来的现实所证明。从“两会”开始，中国政府推行了较大规模的减税。制造业的增值税减了三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及建筑业等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加上减少的其它费用，政府称共约减少了两万亿的税费负担。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见起色。虽然国家统计局称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了6.2%；但克强指数只有3.8%。（注：2019年1月~10月克强指数估计：货物周转量增长率，5.4%（权重25%）；货币供给（M1）增长率，3.3%（权重35%）；发电量增长率，3.1%（40%）。克强指数为3.8%。）且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约为3.8%，所以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约为零。具体看汽车和房地产这两项昂贵商品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商品房现房销售额今年10月同比下降10.6%，销售面积下降了20.4%，这种下降趋势从去年2月开始已经持续了21个月了；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则下降了13%。而汽车产量从2018年7月开始已同比持续下降了22个月。到2019年10月，累计同比增长率为－14.8%。商品房和汽车这两项商品不仅以其价格昂贵而成为标志性产品，而且以其综合性和波及效应而影响经济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