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茨曼的学术贡献非常深刻，非常广泛。学术界公认环境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魏茨曼。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是公认的奠定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人。因为在魏茨曼进入环境经济学之前，这个领域里基本没有经济学的理论。《纽约时报》的讣告文章暗示，魏茨曼的自杀是因为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给他，而只给了他的合作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斯人已逝，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魏茨曼辞世的真正原因。就我对魏茨曼的了解，我不相信完全是这个因素。不真正认识魏茨曼的人，是不会真正理解他的。
去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此殊荣。但是很多经济学界的同事们感到诺奖委员会的这个安排与人们的共识差别很大，难以理解。在环境经济学领域，魏茨曼和诺德豪斯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辩论的关系。诺德豪斯自己披露，在得知自己独自因环境经济学获诺奖时，大吃一惊说，“为什么是我自己？”与此相似，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但学界普遍期待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应该因内生增长理论与罗默共获诺奖。
对于魏茨曼在环境经济学的成就，人们公认的是，他做的工作是人们不知道的。相比之下，诺德豪斯做的工作多是在人们知道的框架内的。这是他们工作的最大的差别。具体说，对于环境问题，诺德豪斯做的是比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而魏茨曼讨论的重点是，环境问题可能引发的，人类未知的大灾难。其后果远远超出我们知道的成本效益分析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也是成本效益分析无法应对的。魏茨曼所讨论的大灾难，人类尚未经历过，科学上也尚乏认识，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具体内容。但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如果灾难带来的后果是全面毁灭，问题的性质，以及分析的方法，就都进入了经济学的未知领域。
灾难经济学是魏茨曼创造的一个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其内容是高度数学化的，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外行看了会觉得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肯定是影响大灾难理论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难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来自其面对的是高度的未知因素，同时又要建立帮助人们做决策的分析工具。
实际上，早在90年代，魏茨曼就研究了如何准备应对可能的，未知的大灾难。他1988年发表的论文《诺亚方舟问题》（The Noah's Ark Problem），借助圣经里面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灾难中拯救人类万物的故事，以理论方式讨论在大灾难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世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使得人类可以在灾难之后仍然有可能复制灾难之前的世界。魏茨曼还另有论文专门讨论了多样性，提出来怎么认识多样性的理论。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多样性之后，才能实际讨论怎样具体保护多样性的措施。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我过去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发布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受到全球政界的高度关注。之后的巴黎气候协议等等，背后都是受这份报告的影响。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以外，所有的政治家都接受这份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更多反映的是诺德豪斯的分析，而忽略了讨论因气候带来的大灾难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于是魏茨曼撰写了《对斯特恩报告的评论》（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指出这份报告在忽略大灾难方面的严重不足。斯特恩多次表示，相信魏茨曼一定会获得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