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下简称东印度公司）已如其一位董事承认的那样，成为“帝国中的帝国”，拥有在东方任何地方制造战争或和平的力量。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和公务员体系，建造了伦敦码头区(Docklands)的大部分船坞，而且几乎为英国创造了一半的贸易。该公司在英国的年度支出约为85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英国政府全年总支出的四分之一。难怪该公司自称“宇宙中最伟大的商人协会”。
当年东印度公司的私人军队比几乎所有民族国家的军队都要庞大，其势力遍布全球；甚至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都是一种全球储备货币。然而正如议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写：“东印度公司的章程始于商业，终于帝国。”
东印度公司还是当今许多股份公司的终极模型和原型。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的前总部，就埋在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设计的玻璃和钢铁结构的劳埃德(Lloyd's)大厦地基下，今天那里甚至没有一块蓝色牌匾或者纪念碑纪念它。但是任何来此寻找东印度公司纪念碑的人，只需要环顾四周。因为东印度公司仍然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可怕警告，提醒着我们滥用公司权力存在的潜在危险，以及股东利益可能转化为国家利益的种种可怕方式。
如今人们诉说对大公司的力量以及跨国公司有种种办法绕过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感到恐惧，他们的话听起来跟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18世纪的评论人士的说法如出一辙，这并非偶然。沃波尔曾公开谴责东印度公司财富腐蚀了英国议会：“现在的英国是什么？”他问道，不过是“充斥着印度财主的印度财富池……还有一个出卖自己、被鄙视的元老院罢了。”
上世纪50年代，英属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的游说就能导致伊朗政变，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的游说就能导致危地马拉政变；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游说就能让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倒台；最近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游说美国保护其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利益。同样的，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能够要求英国海军加强在印度的军力。
就像如今的Facebook可以雇用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一样，当年的东印度公司也能够雇用曾在约克镇向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投降的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换句话说，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家伟大的跨国公司，还是世界上第一家玩过火的跨国公司，它向人们展示了大型公司如何可以变得比国家甚至帝国更强大、有时甚至更危险。
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始于1599年9月24日。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位于南华克区(Southwark)的环球剧院(the Globe)下游的家中酝酿《哈姆雷特》(Hamlet)的草稿时，在泰晤士河对岸往北步行20分钟的穆尔盖特(Moorgate)一座半木式建筑里，聚集了一群形形色色的伦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