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匆忙的国家。”
这是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两年多前在中国举行的某个论坛上说的，这句话想必激起了非常多的共鸣。然而我现在越来越肯定的一点是：“匆忙”并非中国独有的特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中国只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而比较早地同它迎面相遇而已。但不要说本来就也很“匆忙”的美国，即便看起来富足宁静、无忧无虑的欧洲和日本社会，恐怕终究也逃脱不了匆忙的宿命。
这主要是科技进步造成的。
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人处处体验到“一日千里”的速度感，我猜想200-300年前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也无法望当今之项背。并不是说彼时科技进步的广度和深度不如今天，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不管牛顿的力学还是瓦特的蒸汽机，知道它们或者受到它们影响的人微乎其微。
今天，每一个人都被绑上了技术进步这辆高速列车。我有时会回想起25年前拥有的第一部像砖块那么硕大沉重的手机，或者20年前接进家里的第一根需要通过电话拨号的互联网网线……那时的我算是领风气之先的极少数了。而现在，任何一个学历不到我一半的外卖小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能力都比我强得太多了。
不过，为什么一日千里的科技进步赐予了我们那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福利，却依然有人对未来充满忧思？而且这样的人很可能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普遍弥漫着对技术进步失控的无力和恐惧，还有相当多的人群中则正累积着一股被这辆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的高速列车抛下（正在或有可能）的焦虑和怨忿。
这究竟是每个时代和社会中都曾经飘过的老式怀旧主义和杞人忧天的阴霾，还是一个真实的新问题？它究竟是会自动烟消云散，还是值得认真应对？
这些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宏大问题，总会有一些人比大多数人更早关注到。6月下旬，阿里巴巴倡议发起的“罗汉堂”举行2019年度年会，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研究机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代表罗汉堂发布了“数字经济十问”：
1.福利和挑战的平衡（我们是应该先控制风险，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