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私有产权一直与中国传统的至高无上的皇权概念，比如皇帝、天下直接相抵触、相违背。虽然从宋朝开始百姓可以在市场交易土地使用权，但从百姓到宰相，土地的最终控制权都归于皇帝。上千年以来，中国文明中没有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没有个人权益的概念，也没有争取个人权益的事实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历程相比，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中遇到的困难都与中国传统上私有产权的孱弱、人的基本权利的孱弱、私法（民法）的缺失密切相关。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引入了私有产权的制度成分。实际上，这是所谓中国奇迹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力量。在改革的四十年中，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时而进、时而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现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很多人称的数字经济与此交盖）已经悄然而至，它带来了一个全世界都猝不及防的问题：当隐私成为一种数据，当数据成为一种资产，我们该如何保护它？如何使用它？
从执法的角度看，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任何法律都无法公正地执行。因此，只有在司法独立的情况下，讨论与隐私权相关的法律问题才有意义。而这个问题不解决，毫无疑问会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这个障碍会有多严重还需要继续观察。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本认识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是全球应用发展最多的两个国家。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制度，有助于人工智能整个产业的发展。比如中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收集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训练他们的模型。而在西方国家，因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太过严格，企业拿不到那么多、那么全面的数据。技术专家都明白，在算法和计算能力相同的情况下，数据的优势意味着潜在的机器学习的优势。对数据的限制，导致机器学习发展的弱点。
发出这种声音的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听上去这种声音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话题却是社会科学的话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自古至今都非常重要的基本话题：政府和市场是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们回到1929年。当时，美国发生了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导致整个西方国家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并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艰难度日的时候，正是苏联计划经济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面临着这样一幅图景：一边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衰退和危机，另一边是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30年代，不少人看好苏联模式。在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的年代，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都误以为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国有经济更加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