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个老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启动，发展迄今已半世纪。它关乎金融渠道的普及性与使用情况，涉及贷款、现金管理、转账、支付、储蓄、保险、租赁等服务，但无论类别，相关金额均微，故英文常以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称之。普惠金融的客户，有个人，亦有企业，但无论类别，皆属社经金字塔的中下层，他们面临着金融渠道不足的问题。
普惠金融受到高度瞩目，系因它蕴含了扶贫、金融赋权、两性平权等社会关切，且被认为能强化生产力、推动创新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故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普惠金融更被列为新兴国家的发展重点，不仅成为峰会主题，且获政府支持与资金补助。譬如，2010年G20的首尔峰会，启动了“普惠金融全球伙伴”，而领导人到了2017年又重申其重要性，把普惠金融与联合国的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连，认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关键要素。
尽管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受到肯定，但实际上，全球未获正规金融服务者，迄今仍不在少数。根据知名普惠金融数据库Global Findex的统计，全球被摒除在正规金融渠道之外的成年人，2017年还有17亿，分布在非、亚等地的新兴国家，及欧美工业国家的贫民区。当这些人需要金融服务时，会诉诸于风险高、价格高、透明度低的非正规渠道，譬如高利贷借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诺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几乎是普惠金融的标志性代言人。1970年代他于孟加拉国创办了葛拉敏银行，利用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紧密的特质，针对欠缺抵押品的穷人，发展出一套贷款筛选及还款监督模式，以控制违约风险。这套人力密集的放款模式，曾盛行于南亚，且于199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引入国内。不过，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大数据的兴起，实质抵押品可由讯息取代，大数据亦可对风险提供更好的控制，而普惠金融传统的线下放款模式，逐渐被速度快、效率高的线上模式所超越。因而，葛拉敏银行的光环渐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新创组织，如美国的Acorn、中国的蚂蚁金服等。
不过，无论透过线上或线下模式，无论涉及高科技与否，我们都必须检视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效益。特别是，除被宣称具有精准扶贫、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两性平权等光明面外，普惠金融也多次被关连于经济效果不明、造成贷款人过度负债、恶化社会阶级制度等阴暗面。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除贫行动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就指出，以普惠金融来除贫是一剂昂贵而药效极低的解药。又如，笔者对南美洲熟人放款模式的研究，发现在既存的社会阶级区分下，信贷渠道会恶化现有阶级，不仅贷款过程中发生了操纵、胁迫等违反个人自由意志的负面行为，还扩大了当地的所得不均，让弱势者受到更多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