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知名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梁治平应天则经济研究所2019“新年期许”论坛约稿所作，授权FT中文网发布。
近日我参加了一个以“改革开放史”为主题的论坛。“论坛”聚焦于经济、法律、改革开放史研究三大领域，共有报告12篇，且报告人，也包括评论人，均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深度参与者，故论坛不但内容丰富，也启人深思。会议结束前，主持人让我做总结发言，我整理当日印象，用三个主题词来串联我在会上听到的各种议论与关切，同时就“改革开放”这个大题目略陈己见。这三个主题词是：公私，法治，解放。
公出于私，是天下诸私的集合与转化
法学家江平先生以“锁住公权，保护私权”为题，回顾了过去40年通过法律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历程。这一叙述的规范性意味显而易见，不过与此同时，公权与私权相互关系的变化，也不失为观察和描述这一时期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一个角度。进而言之，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未尝不可以从公、私关系及其变化的方面来认识。如经济论域里的核心概念“市场”，社会论域里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政治和法律论域中的“个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公、私关系中私的方面，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私与公的关系。而改革开放至今最引人注意也最意味深长的变化，概括地讲，就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前者代表公和公权，后者则由个人、家庭、市场等私的要素构成。至于这种变化的大方向和趋势，套用一句经常被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说法，便是“国退民进”。所谓“国退”，是说改革开放前的全能国家变身为有限政府；政治统帅一切变成党政分离、政企分开，即承认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性质与功能不同，各有其自主性；最后则是承认人民的私欲有其正当性，尊重个人的追求与表达，从而为私权与私域的生长留出空间。“民进”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生活成为可能，家庭归于正常，市场日渐壮大，社会恢复生机。与之相伴的，是权利意识的觉醒，私权保障的制度化，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规范公权的主张。“锁住公权，保护私权”，此之谓也。
然而，“国退民进”又不能简单地说成“公退私进”。公私关系其实比上面讲的更复杂。事实上，公、私各有其正当性。私权需要保护，也需要规范；公权需要限制，也需要维护。而且，私权的保护需要公权来实现，现实中若出现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紧张，也并不总是公权无理，私权当行。当日会上有听众就此提问，并举出生活中应以公权限制和规范私权的具体事例。循此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以公权平衡私益、维护公益的微观事例，而此类工作，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实属必须。问题是，在上述语境中，无论是主张“锁住公权，保护私权”，还是主张通过公权规范私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都是在对立的关系中看公与私，进而基于不同的考量主张公权或私权的优先性。但这只是公、私关系的一个面向。公、私关系还有另一个面向，这个面向超出了前者，涉及对前一种公、私关系的重新界定。这个面向，简单说便是，公出于私，乃是天下诸私的集合与转化，而公权之尊，也非因其系于国家、政府，而是因为它能尊重和保障作为公之来源的天下诸私。就此而言，承认、尊重和保护私权，不但是公权的重要职能，也是其正当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