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

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

许章润:自英国革命开启世界现代文明,自由主义历经“古今之变”、“海陆之争”与两次“文野之别”,而第五次战役,正发生于此刻的中国。

【编者按】本文系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为纪念中国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所作三篇论文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为《低头致意,天地无边》

现代早期以还,地中海文明一马当先,大西洋文明继起,再第次扩张至太平洋文明体系,终于将全球裹挟一体,造成了这一叫做“世界体系”的现代秩序框架。其中,仅就“二战”以来全球秩序观察,其之依然未脱雅尔塔体系,缠绕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说明世界体系一旦形成,非时代根本有变,否则不足言变。凡此秩序体系,历经三、四百年,渐次砥砺成型,全球伸展,遂为典范,伴随着世界性文明大转型而来,框含起现代世界及其政经安排。它不仅意味着一整套现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全新的政经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文明典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铺展出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景观,从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晚近三、四个世纪里,笼统全球文明走向与政经实践的,其基本框架,其结果形态,即此世界体系也。

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绵延一个半世纪,就发生在这一世界体系之中,跌宕逶迤于自大西洋体系向太平洋体系的扩张之际,并煎熬于此刻“印太格局”雏形初现时节。因而,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其间,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为主轴的“双元革命”,贯穿始终,蔚为经纬,而以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特别是正在中国上演的最后一役,演绎着“历史不终结”的恢弘壮剧,并必将为此长程历史作最后的收束。

一、八大问题、转型四系与双元革命

十六世纪晚期、十七世纪初期以还,伴随着荷兰的现代进程与英国革命,世界不期然间逐步迈入这个叫做“现代”的时代,而有一个现代秩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发生论。其间,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两岸扩展,再推及全球,递次出现而解决、对于现代世界的创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莫八大问题,而以八场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启动和迎应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转型,最终形成了上述双元革命格局。两个国家版本,搭伴联袂,前后脚来到人世,演绎出人类群体生活治理体系的两个世代,而二位一体,于提炼国家理性与民族理想之际,弘扬公民理性与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这个叫做现代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现代秩序和世界体系。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蔚为三、四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问题,或者八大案例,依其顺序,概莫“英国问题”、“美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西班牙问题”、“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转型,规模既宏,进程跌宕,自成一脉。其中,“英国革命”开启现代端绪,主要讲述的是古今之变。“美国革命”以自由人的选择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权,于撕裂甚或摧毁母邦大英帝国之际,而另立新国。“法国问题”及其“大革命”,源自从路易十六开始的改革,却因旧制度不恪重负,导致最终崩盘。此后德、俄转型,另有跌宕,至为惨烈。除此之外,还有一脉典范,不妨名曰“西班牙问题”,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许还可算上韩国与中国的台岛,乃至于今日的缅甸,所讲述的是独裁者在专政最后时光逆转历史,或者,顺应历史,亲自主导了民主进程,实现和平过渡。像智利的皮洛切特、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哥,以及中华民国政体下的蒋二世,都是这号人物,例属这一类型,不妨统称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归纳起来,实为四个系列,可谓“转型四系”,或者,“革命四型”。此即英美一系的“英美型”,德意日一系的“德国型”,法俄中一系的“法国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几乎描摹出这个风云跌宕大时代的完整图景。非洲大陆与拉美诸族,超愈一个世纪的变革转型,生聚教训,不出上述四型笼统。

这一、两百年里,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中国问题”,一个世界体系背景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既是构成此刻这个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本身最为核心的元典性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近代大转型最为典型而复杂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是中国历史逻辑自身演绎的必然结果,接续策应的则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的历史进程,而汇入并推展为太平洋文明时代的宏大格局,并有望于未来以中国文明的在境性思考为此普世大转型收束,收归于下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役。

“中国问题”统归于“法俄中”一系,就在于其政治革命的狂飙突进,不仅时段延绵,而且惨烈异常,尤以俄中为烈。另一方面,就转型半途跌宕而后“重启改革”而言,则与“德日”一系分享了历史进程“断而后续”的特殊性。德国于“1871”奠定国家形制,却不幸搅合于两次“大战”,实为歧出,直待“1945”和“1990”,方始接续,重新出发。故而,1945年后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发,德国则回到魏玛、回到俾斯麦,一如“1978”的中国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于回到“1860”,采取的都是“向后倒退向前进”这一曲折进路。同时,中国已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中经辛亥光荣革命,而后内战酷烈,却又类似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再者,放眼大中华,则台岛转型启动于独裁者晚年基于无可奈何的自觉,循沿的仿佛是“西班牙一系”的轨迹。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问题”及其大转型的超级复杂性,由此而有下文将要论述的“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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