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有20多年了。8月29日，詹姆斯撒手人寰，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那种沉重的感觉一时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知道他久卧病榻、重病缠身，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所好转，而我忙于工作和教学，奔波在世界各地，多次说过要去看他，没想到从此天人永隔，此时此刻只能用“追悔莫及”这四个字来形容。
詹姆斯是一个特别平和、温和、随和的天才，讲话不多，身材很高，腰板笔直，永远面带微笑地对待所有人。两眼放光，像是能穿透你的灵魂。我最后一次与詹姆斯见面是去年夏天，那时他同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的特别教授（Professor at-large）。春天的时候我去他家里，他说快要离开澳门大学了，他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要答辩，希望我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慨然应诺。夏天的时候，他作为博士生的导师，我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起在澳门大学出席答辩活动。
通常的答辩，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挑毛病。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按照学术惯例挑了些毛病。在答辩现场，詹姆斯一点不做声。答辩结束了，那位博士生只需要对论文做小的修改即可通过。我们接受通过的结论都已经写好，字也签了，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小的余波在等着我。
和詹姆斯一起在回香港的路上，他用绅士风度最温和地暗示说，在若干地方上，他觉得我太苛刻了（这是我对他的表达的直白概要）。这件事让我感到，他对自己的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有一种保护的情怀。他还告诉我，他很快要去中亚国家访问。我们相约在那之后，在香港再聚。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我和詹姆斯的友谊，既有学术上的切磋，也有个人的交往。他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建立的模型，是影响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的基础。因此，在读书时，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学习的经典。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他的研究领域和我的导师之一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诺奖得主)，高度重合。这并不是偶合，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阿罗（Kenneth Arrow）的学生。据阿罗自己说，虽然在詹姆斯的学位上正式签字的是别人，但学术上是阿罗在剑桥访问时，指导了他的论文，使他进入了信息不对称领域（Arrow,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th J. Arrow, Routledge, 2017）。因此，虽然他比马斯金年长，他们是共同导师指导的，相当于同学，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为朋友。当时马斯金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剑桥访问。自从詹姆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颁给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合同理论、机制设计领域的学者。几乎所有人都是阿罗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