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美打响贸易战、美国国内的“中国间谍威胁”论调越发喧嚣之际，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处境以及他们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备受关注。上月，应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之邀，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会长、加州大学黑斯廷法学院特聘教授吴华扬(Frank Wu)在北京发表演讲。他从自己的成长故事说起，梳理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发展史，贸易战阴影下这个群体面临的新挑战，以及百人会的缘起和它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下是编辑后的演讲稿，标题由编者所起。吴华扬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是吴华扬，一个华裔美国公民，美国百人会会长。我今天的演讲将分成三部分：分别有关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史，百人会，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我想先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
华裔在美国：永远的“外国人”
1968年，我跟随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时我刚1岁。我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和我母亲一样来自台湾。他拿着奖学金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福特公司工作。底特律不像旧金山、纽约这些华人较多的城市，我们家是我们居住的那个社区中唯一的亚裔面孔。作为一个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国人群，不希望与众不同。而1970年代的美国，多元文化、多元主义这类概念还没出现，人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就是应该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被同化的。如果你与众不同，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嘲讽、恶意的玩笑，还有孩子之间颇为残酷的捉弄。你会被起外号，会被唤作“chink”“jap”或者“gook”。人们会问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这么小的眼睛怎么看得见东西？你的父母会被称作“共党”。在美国的所有少数族裔儿童中，华裔儿童受到的欺负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认，我长大过程中，曾对有一双华裔父母而感到尴尬。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父母感到尴尬，但移民子女的尴尬感更强烈，因为我们急于融入同龄人，急于摆脱父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的少数族裔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不公平的、让我们难堪的遭遇。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华人学校学习中文。今天当我来到中国，我终于明白我母亲是正确的，那时我多该把中文学好。但孩提时代的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只想待在电视前看卡通片，过得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不想要更多功课，或者做那个孝顺的孩子。一切华裔父母希望他们孩子做的，他们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抵制。尽管我妈妈每晚会给全家人做五道菜的丰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条清蒸鱼，我哥哥和我还是会嗤之以鼻，要求吃炖牛肉、披萨和热狗。
但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国朋友的父母，不会成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们终究和别人不一样。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与众不同是不受欢迎的，不仅有公开的歧视，暗地里同样如此。不管华人多么勤奋、多么努力地改善他们的英语发音，只要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来买房，或者像我父亲那样打算创业时，他们就会立刻遭遇歧视。我父母将一切归咎于他们的口音。他们觉得，因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就一定会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是如此地笃信“美国梦”。
直到1982年，一起华人遇害事件彻底惊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开始写作，开始为少数族裔的权利鼓与呼，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兼教授。这起案件，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很出名，在这个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则几乎完全陌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陈果仁）。我并不认识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离我家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他属于比我家更早一批的华裔移民，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里安家，多以开餐馆、洗衣房来谋生。陈果仁并不是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他不是我父母会拿我与之比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他因为开车太快、爱喝酒，大学期间就辍学了。如果他是个白人，那在别人眼中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伙子。1982年，时年27岁的陈果仁正准备结婚，迎娶一位同样是美籍华裔的姑娘。6月19日，一个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们去参加他婚礼前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两位白人——一位父亲和他的继子，他们都为美国车厂工作。在一场争吵引发的打斗中，陈果仁被这两位白人活活打死。
陈果仁(Vincent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