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6日至27日，海外青年华人论坛(OYCF)的年会在美国加州举行。笔者被邀请到会，陈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参与改革的经验。演讲主要内容兹陈述于后。
笔者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从1984年开始。1983年10月20日，中国教育部的王泽农处长与王复孙处长到我在普林斯顿的家来访问。王泽农处长是负责推进经济学与法律的教育。王复孙处长在教育部的外事处服务。每次教育部派人到国外访问，必有一位外事处的官员陪同。他们邀请我回到中国帮助推进经济学教育。我十分愿意担任此事，便答应在1984年的暑期，当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的时间，到北京讲授经济学，并代教育部邀请几位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同往。1984年的6月我到北京授课。在当年的7月5日首次有机会与赵紫阳总理会见。（见下图）我们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交谈。从此以后，赵总理邀我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重要工作。
1984年7月5日作者首次与赵紫阳总理会面，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作者提供
我当赵紫阳总理经济顾问的第一项工作，发生于1985年的夏季。我抵达北京以后的第一天，赵总理派人来我的饭店找我，说总理十分关心中国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因为在1984年的一年内，中国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增加了50%。我为此做了一个计量经济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解释通货膨胀的变数包括货币供应与实质GDP的比例，货币供应对通涨有正面的影响，实质GDP对通胀有负面的影响。另一个变数是去年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胀发生以后有它的动量。我建立此模型以后，用它来预测1985年中国的通胀率，发现这通胀率不会太高，不会高于7%左右。我把这个结果告诉赵总理。这研究的结果笔者在1987年的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期刊发表。从1985以后我当了赵总理的经济顾问，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1988年秋季开始中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中国一般居民的生活。其实从198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笔者在1986年以后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没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中国的货币供应每年增加约稍高于30%。如果笔者注意这几年中国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建议中国政府把中国货币增加是数量控制以避免1988年严重通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