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曾自言自语道。
早在三个月前，即2017年12月17日，笔者受邀在济州岛参加由Korea-China Think-Net与澳门大学组织的中韩学者半岛安全问题研讨会，提交英文报告《Ripe for Split? A Maoist Analogy before War》（《中朝反目在即？平壤“反水”前的一个毛主义的类比》），探讨朝鲜“反水”的可能性与实现“反水”的诸主客观条件。该观点受到中韩学者的一致质疑，包括韩国前任驻华大使等资深官员、学者在内，普遍认为笔者有关“中朝分裂”、“朝鲜改换门庭、带枪投敌”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此后，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温哥华会议之于中国：主观不善但客观有利》 等文，建言北京“乐见（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促成）朝鲜与美国、日本等其他相关国家关系的恶化，以此防止或至少增加朝鲜改换门庭的成本”。这些同样被一些人引为笑谈。
今天上午，中国国关圈已被《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五月会面》的消息刷屏。
事情正在起变化
风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中国方面欢庆朝韩借冬奥会之东风缓和局势、同时又为可能的美韩军演破坏这一“良好氛围”而忧心忡忡时，美朝韩三国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他们的地区新秩序之议程。这个过程显然是异常艰辛、充满变数且彼此间充斥着各种算计的。但无疑，在美朝韩版的新“三国演义”中，中国作为半岛问题的重要利害攸关方，“被缺席”了。在这一点上，似乎三国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如果我们放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就不难观察到，长期以来，朝鲜方面有动机、有预谋、有策略、有步骤、有实际行动地谋求撇开中国，实现与美单独媾和。无论是在人质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是叫嚣核武“包围射击”，这些在人们通常看来“无比危险的边缘政策”、“给半岛和世界和平造成重大威胁”的话语战，现在看来似乎不过是做成大单之前买卖双方虚张声势的“叫价”行为，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压低对方的获利预期。
当然，也不排除有故作声势以排除第三方“干扰交易”的可能。朝鲜对中国“逢会必炸（核武器），逢节必射（导弹）”的行为，显然是在向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反复发送强烈信号。联系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的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之“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笔者实在不寒而栗。
然而，由于受到三个层面客观条件的制约，朝鲜与美单方面谈判、媾和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正面回应。
首先，在单元和个人层面，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敌视朝鲜、视其为“邪恶国家”（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朝鲜的公开定性）的政策惯性，以及由此在七十年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所培养出的亲韩（日）、敌朝的政策/学术/武装力量复合集团——即所谓半岛问题的“建制派”。敌对朝鲜的“政治正确”使得“常规型领导人”（与‘革命型领导人’相对）及其团队通常难以在对朝关系上迈开大步、打反常牌。
其次，在体系层面，一是过去朝鲜的实力太弱，以至于作为“敌人”并不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同时反过来，作为“朋友”甚至“盟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可利用价值”。相反，作为“敌人”的存在，还能为美国强化东北亚军事存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以及借朝核问题敲打中国等提供一系列高附加值。
第三，同样在体系层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大国关系上，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除了个别时间节点，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风波事件造成的中美关系大幅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