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伴随而来的高杠杆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非金融私人部门杠杆率已经攀升至257%，远高于新兴经济体184.5%的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提出警告，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应加速推进已经实行的遏制信贷扩张的举措，否则经济大幅放缓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穆迪和标普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理由之一就是债务水平的攀升。决策层也注意到了其中的风险，高杠杆被认为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由于杠杆率连接了实体和金融，涉及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国际上成功去杠杆的先例寥寥无几。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的通稿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中，弱化了去杠杆。这是因为单纯的去杠杆只能去标，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这可能是会议通稿弱化去杠杆但强调了去产能的原因。
首先，要认识高杠杆未来可能引发的风险，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债务攀升，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日本和韩国则安然无恙；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的高信贷增长并未引发高杠杆问题，但之后信贷增长有所放缓但债务问题却凸显。对于第一个问题，除了其他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以外，与各国储蓄率密切相关。根据BIS数据，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日本和韩国非金融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分别151.6%、159.8%、193.2%，美国的杠杆率低于日本和韩国。短期看，债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可持续获得资金的能力，最终与总储蓄率相关。可以说，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杠杆跨部门腾挪能力和对债务的消化能力。日本和韩国相对较高的居民储蓄与美国居民部门的透支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第二个问题，本质还是在于名义经济增速的放缓，即分母的下降带来杠杆率的提高。从2001年到2008年，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平均增速为17.9%，经济名义平均增速为16.3%；2009年至2016年，债务增速为17.5%，经济增速为11.4%。名义经济增速较债务增速下降的更快，导致非金融私人债务杠杆从 141.3%上升到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