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上）》的续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
但是，中国也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严重抑制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这些优势可以为自己打气，但不要过于认真。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现在，中国经济正在从“发展型”向“调整型”转变，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则从“扶持型”向“管理型”转变。“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说达到增速目标；“管理型”关注的是市场效率，政府为市场守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宏观调控。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增速目标（如8%），低了就刺激总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频繁修改政策。
这种过度追求短期目标的做法大大延缓了构建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进程，甚至频繁调控有时对已有制度和法律进行了破坏，市场称之为“开倒车”，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政策调控”而广泛短期化。长期的宏观调控文化导致债务不断积累，抬高经济宏观杠杆率；制造大量低端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日益恶化；经济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越来越低，投资收益率逐渐下行；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财富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