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绝对是个“大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实现了“丝路铺金砖”；10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此同时，在这一整年里，笔者也听到了不少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陷阱，是中国对冲西方影响、力图另起炉灶的阳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眼中，又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馅饼、中国红包，有利则参与之，无利则摈弃之。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如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救世主”心态，中国热衷于在国际社会“好大喜功”，是“花钱买好评”等等。
当然，笔者也不赞同另外一种心态，即一谈“一带一路”就认为好得不得了，这纯粹是以宣传的口吻与国际社会交流，体现了极强的自负与民族主义心态。其实，笔者跟踪研究“一带一路”四年，去了几乎有所国内边疆省份，几十个丝路沿线以及相关国家。我感觉越深入了解这一倡议，就越不会轻易评价其好坏，她就如同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取决于对其用心推进的程度，对其投入负责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对“一带一路”唱高调，也不需要唱衰这一努力。
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发的时代，“一带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确定性，即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确定性，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确定性，中国坚定参与全球治理的确定性。判断“一带一路”是机遇还是陷阱，要看其内涵实质，即如何定位“一带一路”，该战略的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基础是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发展痛点，也要仰望人文高点。今天国际社会需要互联互通，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后依然需要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早期建设需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长期建设需要政策沟通、人心相通。
最近，笔者在十九大之后赴欧洲三国访问——荷兰、捷克、奥地利，三国均对“一带一路”高度关注。中国机遇对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影响是扎实显现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只有三万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国游客达到了50万人。但笔者在访问期间看到一则《产经新闻》2017年11月28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祸患远远大于利益。在其眼中，“‘一带一路’陷阱”有两重含义：债务风险、就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