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之四
这些年，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在借鉴国外的东西，谷歌、推特、脸谱、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影响力投资、社区营造等等；同样，中国也把很多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譬如，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等，细细数来，有多少东西我们学到了精髓，有多少东西对方只学到了表皮，大家都应该清楚。
把西方的东西拿进来不容易，把东方的东西送去也很难。
根据孔子学院年报，截止2016年年底，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2017年，各种口径派出教师15554人。按照国家汉办披露，2008年，每位教师平均支出为15万元，包括房租、国际旅费、工资和补贴，仅2016年教师支持一项超过23亿元人民币，总体项目保守估计超过一百亿人民币。
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培训之后，不少在孔子学院接受训练的国外人来中国交流时，虽然可以看中文、说中文、用中文上商场买东西、下馆子点菜，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了解多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起承转合又了解多少？
由此上溯到一百年前，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精细之处，对它经历的苦难，对它起承转合的复杂过程又有多少深切地体会呢？一种文明向另外一种文明学习、借鉴、模仿绝非易事，公益项目也同样如此。把别国的公益项目拿过来，照虎画猫容易，但要想照着虎的样子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用治虎的方子把猫的病治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的产生，首先要透过个体的困境，穿透到复杂的社会问题，继而假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一边实践，一边调整，才可能演化出某一领域的社会互助机制，或者推动某一领域的公共福利政策。
公益行动中的标准和流程设计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社会问题、财富积累、文化环境、公民意识等有很大的关系，不研究国外项目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中与本地历史、文化相互妥协的演变过程，不研究这些项目后面复杂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背景，只是从表面入手，断章取义地把外国基于解决自身社会问题设计出来的公益项目照搬过来，大多只会是扔钱听水响，花钱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