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内地亦称“珠港澳大桥”）有望明年正式通车，但未正式通车之前它已备受质疑——“中国为什么要花上千亿，建一座不能通车的大桥？”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是“三岁看八十，七岁定终身”，但如今仍是“零岁”的大桥，却已被批定了终身，这只能让人感叹，“唱衰”者们是否太过未卜先知了。
必须承认，当前各界人士对港珠澳大桥前景的质疑，也并非没有清醒、客观的声音，尤其是一些官员、学者的观点值得深思：一是他们认为港珠澳大桥建晚了二十年，如今珠三角西部的货物要通过大桥经香港“出海”的已不多。二是港珠澳大桥没有实施“双Y”（加上深圳）方案，未能提高大桥使用率，降低了大桥的经济、社会效益。三是由于制度的阻隔，协调工作不易，港珠澳大桥开通或难有效推动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的深度合作。
我们对上述的观点颇有同感，尤其是对港珠澳三地政府协调难问题深以为然。笔者此前也曾撰文指出，三地由于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差别，以及各自城市的利益问题，三地协调机制或难以顺利、有效地建立，各城市之间的人才、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跨市流动和对接也可能难以通畅。（具体内容详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四大挑战》）
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该如何增强、挽救港珠澳大桥未来潜在影响力和功能？我们认为，如果看桥只是桥，问题自然难解，但如果看桥不是桥，把“功夫”放在桥外，或有助于解决港珠澳大桥的发展困局。
其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建立港珠澳大桥的“厄勒地区”，打造三地科研联盟。
通过大桥打造两岸科研联盟，在世界上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连接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的厄勒海峡大桥于2000年竣工，在丹麦和瑞典的交界处、由厄勒海峡大桥连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区”上，有来自两岸的9所大学，16.5万学生和1.2万研究人员在此建立了联系、合作。大量研究项目得以跨越国界，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开展，令丹麦和瑞典两国的科研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推动“厄勒地区”发展成为欧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大量高科技项目投资，例如价值14亿欧元的中子设备、欧洲散裂中子源选址瑞典隆德投资。
港珠澳三地聚集了多所全球一流高校，拥有国际水平的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化的贸易与金融人才以及不少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顶级科研人才，科研力量较“厄勒地区”更为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