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FT中文网以《时代落幕：港交所交易大厅关闭》为题报道了久负盛名的港交所交易大厅关闭这一消息。事实上早在该交易大厅关闭之前，东京、新加坡、伦敦等交易所早已推出类似的举措。如果股票交易大厅已经关闭，让我们大胆猜测，我们身边那些一度神气活现颐指气使“爱来不来”的银行交易大厅的关闭还会远吗？
应该说，新金融已经带来的和即将带来的远不止股票和银行交易大厅的关闭，它需要我们学术界认真地总结和思考新金融语境下，传统金融学发展所面临的困顿以及金融学内涵的“不变”与“变”，进而调整金融实践中的公司治理理念，以积极应对新金融带来的巨大挑战。
传统金融学发展面临的困顿
今天在中国高校金融学科教育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仅仅在形式上把西方学术界视为标准金融学的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作为其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的货币金融学。在中国一些高校中美其名曰为“大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上述金融学研究传统视为是西方新古典综合派思潮与中国计划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金融的蓬勃发展，传统金融学发展所面临的困顿不言而喻。概括而言，传统金融学的困顿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建立综合的统一的学科体系的美好愿景和学科发展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上个世纪5、60年代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建立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但萨缪尔森等所期待的“大经济学”这一梦想逐渐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的无情事实所警醒。
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市场失灵，其直接政策主张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短期干预。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看来“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而“我死之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信奉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理论。微观经济学家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将实现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理论）。因而政府仅仅是防火的“守夜人”，只有在火灾发生后才能派上用场。微观经济学是对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即使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微观经济学重要分支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遵循同样的逻辑。现代企业理论试图揭开企业这一“利润最大化黑箱”，以促使企业更加蓬勃发展。毕竟，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创造利润”（弗里德曼），需要自觉接受市场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关注政府行为，如今“麻烦”不断的宏观经济学（罗默）与关注企业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微观经济学者和宏观经济学者已经越来越听不懂彼此的术语，就像内科的医生看不了外科的病一样，尽管他们都被称为医生。
在上述西方新古典综合派思潮下发展起来的“大金融”，事实上面临着“大经济学”发展同样的困境。传统上，所谓货币金融学关注的是政府（央行）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制定，以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为目标；而所谓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则围绕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融投资活动展开分析，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居民个人的财富（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
随着对金融活动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能像经典理论一样把资金流动理解为一个从资本到更多资本的一个单纯货币现象（G—G’），其原因是任何金融活动离不开提出金融需求的企业和居民个人这一市场载体。而现实中的企业恰恰是由一个个盈利动机明确的企业家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步形成的。由于具有明确盈利动机、风险识别能力和责任承担能力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或缺和替代地位，企业和居民个人，而非政府成为金融活动开展和金融创新的主体。虽然政府看起来可以与计划相联系，但组成政府的政府官员既不像企业家一样具有明确的盈利动机，又不具有风险识别能力，更不具有实质的责任承担能力，因而并不应该成为金融活动与金融创新的主体。
让我们想象，如果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并不希望简单凭借金融政策来迎合居民住房的需求，会出现局面一度不可收拾的全球金融风暴吗？如果在产业布局选择上，中国政府少一些产业政策的指引和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扶持，而是由企业家自发做出选择，我们会看到近年来供给侧改革所反复强调的去产能、去杠杆吗？因此，未来的金融政策制定，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企业家围绕真实经营活动权衡收益风险和成本所做出的融资决策这一真实的金融需求，而不是为了金融化而金融化，甚至使“央行成为印钞机”。做到了这些自然就可以做到经济发展当下特别强调的“脱虚向实”。
我们同时注意到近些年来货币金融自身关注重点的一些变化。在经历了后次贷危机时代“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思潮，我们不得不惊呼，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开始变得“务实”了，不再那么好高骛远。货币金融学关注重点开始从早期围绕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制定转变为目前更多强调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金融环境的货币政策制定。其背后原因同样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对于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我们需要依靠被称为“经济增长国王”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饮鸩止渴式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