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授文革课程的西方东方三所大学的第一个区别体现在教材，第二大区别在于学生群体的特质。仅就智商和学习能力而言，毫无疑问，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儿当教学助理时，美国青少年对中国事务的背景知识太缺乏，也少有美国学生来中国参与交流，而这些在目前已成为美中教育互动的一大领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质有时导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欠缺常引发令人开怀的效果，如以前举例的他们中有人对“走资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的解释之异想天开——“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但更多的困惑是来自中文的文革术语译成英文后，极易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术语难分彼此。“红卫兵”的英译Red Guards，与十月革命中的“赤卫队”完全一样；“文化革命”的英译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后，是指苏联在文艺领域里发起的破旧立新滚滚红潮。对于这些难分彼此的术语，我要耐心解释：其实中国文革期间的部分观念和行为，最初源头是来自十月革命，即便红卫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脉连通。
然而，这些本科生最鲜明的素质是思维独立不羁，联想对比的活跃度非同凡响。我记忆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现象。在哈佛大学中国文革课程的阅读资料和马若德的讲课里，以及我们教学助理的辅导课全过程中，江青都是一个被严厉批判、彻底否定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自皖南保守文化传统的中国留学生，对江青还多了一份厌恶，就是她说话、举止的风格之狂妄嚣张。可是到文革课结束前那星期的辅导课上，有位女学生郑重其事地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是要计分数的功课），题为：“江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报告大意是：中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始终都是尊男贬女，1949年以后延续了这个传统，中国的权力机构里，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太低。这种状况只是在文革期间才有明显改变，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机构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多。这种改进要归功于江青个人的榜样发挥了正面影响力，若无她这样一位天不拍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风唤雨，中国的女性绝无机会在文革十年里崭露头角！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各界对江青的批判那么强劲，其中就有男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中国的男人们最看不惯女性成为强势的公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