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创始人休•赫夫纳之死，重新在美国引燃了极端的争议：歌颂他的人认为他引领了划时代的性革命，把美国人从宗教的假道学和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带动黑人与同性恋民权运动；指责他的人认为他物化女性，固化了传统的男性视角，并且泛滥了不负责任的自由性爱。
反讽的是，赫夫纳在1953年推出《花花公子》杂志时，对当时保守的美国社会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但是在他死的时候，美国的保守派向他致敬，而左派的激进分子却唾弃了他。
日前右派网站《联邦党》的出版人本•多梅内奇发表了对赫夫纳的赞赏，认为他的事业“歌颂自从洪荒以来凝聚男女的互补性爱”；而左派杂志《时事》强调赫夫纳对于花花公子大厦里女性的“极权控制”，称之为“暴君”和“残暴的卑鄙小人”。
从微博和其他公众平台的议论来看，中国网民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赫夫纳自称曾经睡过上千女人的“伟绩”。但是，《花花公子》的传奇如何反映了美国大众文化在过去六十多年来的转变？赫夫纳真的对美国的性革命有所贡献吗？他的性爱哲学是否还能引起千禧代的共鸣？
很多人认为，《花花公子》是清教徒文化下的具有“美国特色”的产物，虽然它已经变成世界性的品牌，很难想象它会起源于欧洲或亚洲。
1997年我第一次到洛杉矶的时候，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超好看的比利时人，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在圣地亚哥创立经营一个高科技公司。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花花公子派对，也是我在洛城的第一个派对。
那时的我，脸上写着大喇喇两个字：“冒险”！对于邀请我的欧洲人和我这个亚洲人来说，《花花公子》是美国文化的经典产物，值得一探究竟。虽然当时经典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已经停业，我们还能亲身体验兔女郎穿梭在主办方租来的派对会场：无肩带紧身胸衣，加上兔耳朵、黑色连裤袜、黑领结、白领、袖口、和蓬松的棉尾巴。
兔女郎是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通过试镜入围后，接受标准化训练，她们的“兔子制服”灵感来自于穿着黑礼服的花花公子兔子吉祥物。《花花公子》的卖标是戴着领结的兔子侧面像，源自西方古典艺术中，兔子具有爱神维纳斯的联想，象征肉体爱和繁衍。
但是那场晚会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任何性感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去的客人没有特别有意思的谈资。我只记得有很多酒精，而那些扬着短短的、毛茸茸尾巴的兔女郎，都涂着极浓的妆，看起来好老气。
美国梦和消费升级
色情向来具有商业卖相，但《花花公子》的异军突起来自1953年，赫夫纳以8000块借来的钱，于芝加哥出版了第一期因为怕没有后劲儿而未标明日期的《花花公子》杂志。其中的中间折页，便是当时已经成名的玛丽莲•梦露在1949年为了讨生活而脱衣的照片：全裸的梦露在红色的天鹅绒背景上，抬起的右手臂盖住一只眼睛，另一只眯着的眼睛半闭半开。五万多册的首期《花花公子》迅速售罄。
《花花公子》就此为美国中产文化注入了美国梦的新愿景：一种健康、不带威胁、不复杂的裸体女性，成为现代男性生活方式的诱惑 。
赫夫纳美国梦的成功，使《花花公子》成为1960和1970年代美国性爱文化革命的定义标志，颠覆了性爱只是繁衍工具的旧观念。《花花公子》在1960年代吸引了超过100万读者；到了1972年的杂志巅峰期，读者高达700多万。
历史学家芭芭拉•埃伦瑞希在《男人之心：美国梦与逃避承诺》（1983年）一书中指出，《花花公子》反叛了婚姻对男人的约束。赫夫纳在1949年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尔德里德•威廉姆斯结婚，当时他22岁。“二战”后有数百万美国年轻人走入婚姻，使得美国的人均结婚率达到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