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去世的时候，笔者曾撰文论述新加坡“小国大外交”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后李光耀时代可能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在该文中笔者断言，“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依然会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具体方向上，也许会进入一段困惑时期，最主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新加坡在地区和国际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难以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也不能轻易决定站在哪一边”。
过去两年来围绕新加坡外交所发生的风波和争论，基本上没有背离笔者当初的判断。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外交政策很快驶入了一个风高浪急的未知水域，高烈度地考验新加坡领导人对新的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这个考验主要是针对两个论题：第一，新加坡如何在大国博弈中——尤其是在中美之间——自处？第二，在更广泛地意义上，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在这个仍具有丛林性质的世界上如何展现自身的外交姿态？
南海、国际法和中美博弈
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新加坡这个岛国置于建国以来少见的需要选边站的艰难而尴尬的情势之中。在这之前，新加坡与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基于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中间虽偶有龃龉，但都算是昙花一现的矛盾。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作为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选择在新加坡会面（即所谓的“习马会“），代表中新友好互信的一个高峰。习马会面，其中既有内战历史旧痕，又有国家统一的当下问题，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而双方领导人同意在陆台之外的第三地新加坡见面，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毫无疑问彰显了中国官民各界对新加坡非同寻常的信任和认可。
但一年之后两国关系就有了风云突变的迹象。2016年7月12日，设立于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一个仲裁庭就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纠纷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最终裁决。中国对这个仲裁案的立场向来非常明确，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裁决出来后，相关各国但表态为各方所关注。作为南海非声索国的新加坡，通过其访美的总理李显龙称裁决对各国但主权声索作了“强而有力”的定义，新加坡外交部也敦促各方充分尊重相关的法律和外交过程，但并没有强烈要求中国执行裁决。不管怎样，新加坡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这也是中新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转向紧张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