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业经营早已是世界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早于全球金融海啸（GFC）以前，很多观察家以及国际机构对金融服务的趋同（Financial convergence）所带来的监管挑战已经提出了不少的疑虑。在GFC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才发现银行、投资银行（或券商）和保险公司在整个系统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可是，各国中央银行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救市，把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推至极低水平，使得银行有更强烈的意愿加杠杠，提高收益率。某种程度上，金融监管部门近年加强审慎宏观管理，提高对风险资本金的要求，是为了应对货币宽松带来的潜在金融泡沫。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不可分割的两兄弟。
近年，中国金融业者也有混业经营的冲动。钱太多，利率低，资金找出路，市场出现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来吸收资金、转手投资，银行、保险、资管、信托等机构角式模糊。另外，传统的货币政策制定，是以央行和银行系统作为其理论基础。如今，在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已经不分你我、真伪难分的时候，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和效率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传统的监管框架可能已经跟不上现阶段的发展。有了这个大背景，便更容易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各种政策方向中。大会已经开了，调子已经定了，今后，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能不能真正跟得上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处理好四个比较重要的“转向”。
首先，从“行业发展”到“专业监管”的目标转向。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和行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源自监管部门成立之初。彼时，国内的金融市场处于起步阶段，金融机构中存在着强烈的计划经济思维，金融产品简单，金融行为以对内为主，金融交易并不活跃。因此，行业主管部门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不是金融“泡沫”，而是金融部门不能跟上经济发展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这就在客观上需要管理部门承担大量的行业发展职能。在实践上，金融管理部门致力于放松管制和审批，并进行了大量的市场建设工作。这些都对境内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02年末，全部债券市场规模只有人民币3.7万亿元，企业债券的发行仅限于重点国有企业。而在2016年末，债券市场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人民币64万亿元，是当年的17倍，债券的种类和发行渠道也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