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Sir Cyril Radcliffe)的差事不值得羡慕，他要划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国界线。在几周之内，他要用寥寥数笔决定大约4亿人的命运：他的工作给今天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做完这件事以后，拉德克利夫烧掉他的底稿，然后离开，永远没有再回来。奥登(WH Auden)在他的诗作《分治》(Partition)中轻蔑地写道：“第二天他坐船前往英格兰，在那里他会迅速忘掉/这件案子，就如一个好律师必须做的。”
旁遮普(Punjab)和孟加拉(Bengal)地区都被一分为二，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变成了死敌。选择把哪里称为自己的家园只能由宗教信仰决定。英国人匆匆撤出：一贯反对印度独立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其为“可耻的逃离”。
没有援助——联合国(UN)界定难民身份还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多年来一直共同生活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屠杀。据估计，分治造成多达100万人丧生；这场悲剧还制造了至少1100万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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