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根本取决于国家实力。但并不是说，有了实力，就能搞好外交，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运用实力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外交思想、战略及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外交的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从过去的相对偏保守变得积极进取，但这种积极进取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环境变得恶化。这有外界未能适应中国实力增长的因素，然而更多是中国自身导致的。
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带给别人的是“畏而不敬”，让人害怕很容易，因为你的实力摆在那儿，人家自然怕你，就像小孩害怕大人，这是国家实力产生的一个自然反应，但在畏惧的同时，让人产生尊敬或敬仰，就很难。
美国是全球霸主，相对来说，美国就很好地处理了“畏”和“敬”的关系，做到了让世界“又畏又敬”或者“既畏且敬”。中国外交要达到这一步，在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上，需要一个系统的改变，尤其在以下九个问题的处理上要有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改变对美外交的对抗思维和心态，摆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如果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这个重要性对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所以习近平在和特朗普的会见中才会说，中美有一千个理由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可惜，在对美外交中，中国往往偏离了这一忠告，用一种对抗的思维和心态去处理对美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棘手的事情上。
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对来自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行动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作为和美国社会制度迥异的崛起大国，客观上会被美国视为挑战者，但中国自己绝不能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因为一旦有这种意图，在思维和行动上就会变成“凡美必反”。这不是要中国一味地附和美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要坚持，该说“不”时要敢于说“不”，但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合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与准则；同时，在不该逞强的时候不要逞强，要懂得妥协和后退，“逞能外交”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
这不单单是在国家实力不够时的一种策略运用，不和美国搞对抗，必须成为国家战略，长期坚持，即使未来有了足够实力，也不要试图去挑战和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对美外交应该是合作大于对抗，做好“老二”该做好的事情——假如中国是“老二”的话。只有大的战略清楚了，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才会不失方向。这是中国外交首先要改变的一点。
第二，改变仇日厌韩外交，实行和日友韩政策。
中日双强是东亚从未遇到的局面，这导致中日双方都未能适应对方。对中国来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近十多年来，对日外交中国未能走出“仇日”“丑日”状态。
对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不诚实态度以及对钓鱼岛的处理，中国当然要批评和反击，但不应该让历史问题捆绑两国外交，干扰两国发展的大局，更不应该在国民教育上灌输一种错误的仇日教育。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也一样，秉持双轨思路，即将它们抽出来，不和整个中日关系捆绑在一起，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日应该主“和”，而不是互相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