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台湾宣布解除戒严30周年。FT中文网邀请学者和媒体人撰稿，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解严对台湾这一代人的影响，以及80年代留给台湾社会的资产和限制。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三篇，作者与两位台湾解严后世代，聊聊各自的生命历程。
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等于宣布结束战争紧急状态。那一年，我在台湾南部的眷村出生。如今我年近30，村子的墙也已倒下，要谈解严后，台湾80后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眷村的站起跟褪色或许是个好的起点。
眷村，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暂时安置军人及其眷属的地方，上百万人随着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化成近900座眷村，沿着军事基地的周围，以一座座聚落的方式，改变了当时只有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
眷村里，来自各地、各种文化的军眷按照编制住进一排排、木板隔起的平房，村子中心有自治会、篮球场甚至学校，墙壁上是标楷字体的“杀朱拔毛”、“反攻大陆”、“自强不息”。嘴上也有口号，如“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在当时党国不分，眷村里忠党爱国的情操在每个角落、每口空气中不断强化、共鸣、而后扩散。教育、村内联谊活动、社团、甚至课堂上，几乎无所不在，防谍、爱国、生产，人人都是戒严时期国家反攻计划的一环。
有的眷村有墙，出入必须管制。那一道水泥墙隔开的不只是生活圈，还有自我认同。
在我懂事之后开始阅读，才明白国民政府来台，因为军纪不良、失败治理、极权统治等因素，在台湾引起一波波官民冲突，加上台湾警备总署（简称警总）在戒严时，以《惩治叛乱条例》，凭形迹可疑或批评国民党，就能冠上罪名，逮补入狱甚至行刑，酿成受害者多达14万人的“白色恐怖”。在一波波的冲突之中，眷村被贴上外省人的标签，而外省人便等同于白色恐怖时滥用权力、铲去台湾本省菁英、欺压平民的权力阶级。眷村那道隔起内外的墙，于是就一直站在台湾民间，跨越解严前后至今，成为台湾社会仇恨、对抗、政治角力的起点。
作为一个在眷村里长大的本省小孩，在青少年人格养成、塑造认同的时期，面对墙内或外面，一度被逼的必须选择。
事实上，我记得的几年眷村生活跟后来听见的很不相同。对面住的单身老兵爷爷，即使家徒四壁也常不求回报地照顾我，他天天看着老照片想念对岸的家人，隔壁的爷爷则娶了本省妈妈，整个村子里都是本省妈妈，我跟他们学闽南话，捉迷藏时躲在她们洗菜的身影背后。左手边那户，是跟我们一起向二房东租下门牌号码的原住民家庭，常听他们讲起“小米酒”。
这是我印象中的眷村，在国民政府迁台近40年之后，在城市的边缘收进了各种信仰、语言、饮食习惯，成为我心目中“大熔炉”的代言。但当我迈向成人、进入社会，却开始被问“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当时的台湾社会留给大部分人的，只有本省人、外省人两种标签，好像我也必须找个标签，否则对话无法进行。但当眷村已不再都是军人、围墙倒下的世代，这样的分类，还能用吗？
面对“我是谁”这一题，并不容易解答。
高中时参加论文比赛，我曾在台湾最大军港的周围访谈一个月，做眷村内外的口述历史。那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日本人治理台湾时开始扩张当地军港、盖眷舍，地方民众也因此聚集成一个小商圈、大市场，做军眷的生意。等到国民政府来台，直接接收日本的眷房、军港、学校，同一块基地，公告的文件从“日本皇民”一下子变成了“我爱中华”，在地民众没有花太多时间，换了新一批的商品之后，继续做生意，甚至到美援时期（按：指1950到1960年代美国援助贷款台湾时期）还成为美国舶来品的聚集地。
脚下的土地没变，但平民一直没有机会去讨论或大声说出自己是谁。不论是日本政府的皇民化运动抑或戒严时期的忠党爱国教育，都搭配了保甲制或是台湾警备总署，以秘密警察或是密报机制，掌控人们的思想跟言论自由，人们必须抱着生命危险，才能去想、去讨论“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