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学生驾车高速向柏林驶去。“幸福啊，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进天堂，”华兹华斯(Wordsworth)对法国大革命有感而发地写道。虽然那一年是1989年，而不是1789年，但诗人华兹华斯表达的情绪正契合我们的心情。对于在冷战核阴影下长大的我们而言，亲眼目睹冷战结束标志性一幕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一听说东德打开了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我们就上路了。不到18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和成千上万的民众（有老有少，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一起凿着那堵墙。我们用凿子和镐做出了绵薄的贡献。两天后，我们返回英格兰，酒还没醒，却惊讶地发现没有收到超速罚单，每个人都带回了墙上的一小块砖头。
我们受到了乐观情绪的感染。作为牛津大学(Oxford)一名学习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PPE)专业的学生，我感觉自己对这一时刻的意义拥有洞察力。这一跨学科专业的批评者称其为一项“相当糟糕的教育”。他们或许有道理。但在那一刻，学习这个专业似乎是有用的。我们赞同进步的信念，这是现代西方最接近宗教的信仰。在1989年，现代西方的分裂被弥合了。通过将蓬勃发展的西德与萎靡的后斯大林主义的东德统一起来，我们为未来清除了一块巨大的障碍。在中欧这片20世纪的血染大地上，再也不会出现不同核武阵营相互对峙。英国不再冷漠对待的这块撕裂的大陆将联合起来。民主国家将取代华约(Warsaw Pact)，这一组织旗下的政权在和平示威者面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走向消亡的不只是独裁政权，还有民族主义。各国的边界开放了。正如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写道，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暂而血腥的20世纪，即将以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人类已证明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现在是走向21世纪的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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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30年后，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大选后，我来到了莫斯科，受邀参加一个讨论“多中心世界秩序”的会议，这是俄罗斯对“后美国世界”的表述。这次会议由普里马科夫研究所(Primakov Institute)主办，该所以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俄罗斯外长和总理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的名字命名。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取代普里马科夫成为总理。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手舞足蹈时，100英里外，陷入沉思的普京正从克格勃(KGB)位于东德城市德累斯顿的办公室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世界崩塌下来。后来，他把苏联解体形容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里马科夫曾倡导“多极化”概念，徒劳地试图削弱美国冷战后的必胜信念。普京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