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伟大的民粹主义造反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即列宁）在安逸的苏黎世策划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抽时间写了一本名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小册子，解释为什么革命已“箭在弦上”。如果列宁的现代继任者（虽然政治上对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Twitter上进行效法的话，他或许会用“全球主义”取代帝国主义，再加上“糟糕，恶心！建起这道墙！(BAD, SICK! BUILD THAT WALL!)”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一定会表示赞同。
然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纪前的另一位作家，他看着特朗普和勒庞，要求出版商为自己的两卷本史诗巨著《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发行一个新版本。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看到的西方还没有如今为我们界定西方的北约(Nato)、美日同盟和欧盟(EU)，他眼中的西方是一个正在走向历史垃圾桶的欧美文明——即便以最冷静的眼光来看，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的表现如今似乎也在证实这一判断。
因为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问题：事关在2001年以来的外交事务领域、2008年以来的经济事务领域目睹如此多的失败之后，全球最富裕、最成功的国家（如西方国家）如今是否已无法阻挡地开始走下坡路，而这种衰落很可能因不断崛起的民粹主义反叛者而加速。或者，换一种更动听的方式说，问题在于，历史能否证明2017年的特朗普们和勒庞们犯了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和斯彭格勒一样的错误。
当然，“全球化”一词处于这个问题的核心。全球化是民粹主义者抱怨的主要对象；全球化一词已开始象征一个新的怪物、一套超越国家控制的贪婪的权力、将环境塑造得符合远方外国人利益的经济力量。换句话说，全球化已变成一种新型帝国主义，通过（列宁及很多反全球化主义者口中的）“金融资本”剥削机制造成了不安全感和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