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税率轻重的问题，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李炜光教授的比喻“死亡税率”似乎成了焦点。李教授的意思是说，税率太高，企业难以忍受。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李万甫先生很快就发文反驳说，“死亡税率”严重误导了公众，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比很多国家都要低。关于数据的准确性稍后再说。我认为是否“死亡税率”的争论有偏离主题之嫌。因为真的要让企业死亡的税率已经是极端情形了。一个商品垄断定价，即使大家都买得起（如现今中国的成品油），也仍然是垄断价格。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政府应该征多少税？中国政府是否征过了头？
我们知道，政府征税的经济合理性是它提供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能使私人物品的生产更为有效，也能更公正和快捷地解决社会中的纠纷。政府征多少税取决于公共物品的最佳规模是多大。理想状态是以支定收，即最佳规模的公共物品需要多少资金，就征多少税。而不是相反，要以收定支，即征多少税，花多少钱。但在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基本上就是这样想的。当然关于征税也有一个最佳税率的概念，即所谓“拉弗曲线”所表达的，在这个税率下，财政收入达到最大。而最佳税率并不是最高税率，因为税率过高，社会总产出将会下降，税收也会下降。应注意的是，最佳公共物品规模与最佳税率所征之税不一定重合，当最佳税率所征之税高于最佳公共物品规模所需资金时，可以调低税率。
公共物品在实质上与其它的商品无异，只是由于缺少排他性，不能通过市场买卖的方式由企业提供，才出现政府，用强制征税的方式筹集资金。但这不妨碍我们把公共物品当一般商品看待。这时，宏观税率就是公共物品的“价格”。与一般商品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的，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宏观税率这一价格就会趋向于垄断价格。我们怎么判断是垄断价格呢？一般而言，只要有垄断行为，就可以判断有垄断价格。但这种方法在现在不能用，因为有垄断行为的一方很强势，它会断然否定。所以我们要用数据来说话。一种方法是横向比较，即国与国比较；一种是纵向比较，即一国之内的宏观税率是否随着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先进行横向对比。但在比较之前，首先要对中国的财政收入项目进行梳理。李万甫先生说，按宽口径中国的宏观税率约近30%（2012~2015年），而冯兴元教授的财政宽口径则约38.5%（2015）。我想两人估算的区别大概是，冯教授在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险收入之外，还加上了政府性基金和国有企业利润。这两部分占2015年GDP的9.7%。政府性基金显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非税收入，这也为财政部官方所承认。而国有企业利润也是一种非税收入，算作财政收入是各国的财政通例。也许李万甫先生只是在谈狭义税收。
仔细思考，冯教授的意见有道理。国有企业是用国有公共资金投资而成。这部分投资在当年一定被视为财政支出。然而如果这部分财政支出不是直接用于公共物品的增加，则要视为为未来的回报而进行的投资。而这“未来的回报”不是用于公共物品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一定要被视作财政收入。冯教授认为，不能仅把国有企业上交财政的部分视为财政收入，因为没上交的部分可直接视为财政支出。这是有道理的。国企利润没上交财政的部分只能有两种用途，一种就是利润再投资，这可被视为财政的支出；一种用于冗余的国企员工过多的奖金，虽然这是错误的，但相当于运营国企的成本增加，仍是由财政支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