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后TPP时代，如何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世界贸易新体系，中国将担任何种角色？12月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与《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就上述重大问题第一时间提出智库方案和对策建议。此为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报告之二。
摘要
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
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相比之下，RCEP 建立在5个“10+1”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强调东盟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发挥中心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但是RCEP包括的自贸议题较为传统，没有涵盖过多的“边境后”规则。
参与TPP的12国在2015年10月达成基本协议，并在2016年2月4日进行了协议签署。然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或改变TPP的命运，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21日晚发布的“百日新政”计划中，“美国退出TPP”赫然在列。
在“后TPP 时代”，因为美国的缺席，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然而，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不足以完全代替TPP——鉴于TPP在刺激日本等国农业改革中的作用，TPP对促进各国经济中占比日渐上升的服务业的作用，以及RCEP作为基础的5个“10+1”自贸协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缺少大国领导力、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RCEP无法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
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亿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导言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在贸易领域人士看来，这个选举结果不啻为自由贸易的“噩耗”——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提出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的主张与口号，他把北美自贸协定（NAFTA）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声称若当选将“退出WTO”，美国与其他11 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成为他对奥巴马政府最激烈的攻击对象。
果不其然，11月21日晚特朗普通过一段视频发布了他的“百日新政”计划——入主白宫第一天，他将签署一份意向声明，正式退出TPP。美国国会方面，参议院议长奥康纳、候任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均公开表示，美国国会确认不会通过TPP法案，TPP已确认“死亡”。
2016年11月19-20日举行的APEC利马峰会上，参与TPP的12个国家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挽救”TPP的可能性。此前，日本众议院已经在11月10日强行通过了TPP。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模型预测，TPP实施后日本将增加1400亿美元的年出口额和1000亿的年产值（至2025年），成为自贸区中最大受益国。TPP条款涉及的改革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元素，日本也是TPP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棒成为TPP的新领导者。正当《美国要撤，日本顶上》之类文章纷纷登上新闻头版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2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将“毫无意义”。
二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带动全球贸易自1970年代末30年高速持续增长。然而，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1年以来各年贸易增速均低于3%，世贸组织的2016年世界贸易增速预测更是下跌至1.7%。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兴乏力，欧洲多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经济增速减缓的是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危及社会聚合力并使国际规则面临倒塌的风险。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各国对此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已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其中400多份已生效，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13份FTA。亚太地区更经历了FTA的“疯涨”，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1995-2015年亚太地区的FTA数量增长了6倍以上，从31份增加到215份。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由于FTA存在排他性，会造成从非FTA成员向FTA成员的“贸易转移”，从而违背了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原则，不利于自由贸易。但是，近年来FTA的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远高于WTO规则水平；并且FTA也变得越来越大型化，包括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内的多个大型区域FTA都被喻为“迷你WTO”。正是因为这些变化，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