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飞到天外的人被称作“航天英雄”，下到海底的人则被誉为“深潜英雄”。崔维成即是后者。
“那里十分荒芜，但有种奇异的美感。”《自然》(Nature)杂志将他评选为“中国科学之星”时，引用了他这句对海下7000米见闻的回忆。
同神舟类似，“蛟龙号”也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意味着财力日渐丰厚的中国，开始敢于增加基础科研投入。
目前，中国的载人深潜技术已跨入先进国家行列，但是跟几个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这种差距主要是在体制。
崔维成略带遗憾地这样阐释道，“我们’蛟龙号’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广泛地应用”。
这位“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深潜英雄”，意识到了中国特色体制给科学攻关带来的束缚。理性的他不喜欢像文人那样站出来批判一番，而是决心走出一条新路给体制看看谁更好，“彩虹鱼”项目应运而生。
“在做潜水器的时候，你会攻克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而这些技术对我们的产业会很有（应用）潜力。原来在体制里，这些都做得不是很充分。”
崔维成希望“彩虹鱼”项目能有所不同。他表示，要用一套系统工程的方式去管理和推进项目，科研取得的成果，只要有转化价值，马上就转化，不用再等到整个项目做完以后。
他为“彩虹鱼”定下的第一个小目标，是要在四年后将人类成功送达11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他为此设计的“流动实验室”架构为：一艘4800吨级的科考船、一台万米级的全海深载人探测器、一台万米级的全海深无人探测器，再加三台全海深着陆器。
可惜，依然任职于上海海洋大学的崔维成终究离不开体制。尽管他寄望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深潜研究的新路，但最初他内心还是期待能抓住体制内的科研资金来源“大头”，尽管这条路没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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