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第三，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被有意识地与政府领导力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为其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获得民意支持的最关键基础都在于GDP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
第四，人民行动党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著名论述：好的政府应该具有说服人民理解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可以接受短期个人阵痛的能力。在近年来中国经常发生由于举办国际会议或活动影响普通居民生活、由于上马化工项目导致群体性事件、由于市容规划或基础设施兴建拆迁居民房屋的语境下，这种能力似乎就显得尤为实用。
在普通民众层面，两国的相似性或许超过想象
说起新加坡，很多人一直有着“第三个中国”的印象，原因自然在于新加坡人口中74%是华人，彼此可以使用华语交流沟通，饮食习惯和宗族观念也比较近似。但是事实上，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多种族群共居的社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混居共处，不强求统一。儿童从小会被教育尊重他人的不同文化与宗教信仰。其次，由于其一百余年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沿用英国法律及议会政治制度以及以英文作为官方通用语言，新加坡的文化思想体系其实非常西化。李光耀虽然身为华人，却有着“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绅士”之称。第三，新加坡在反帝反殖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崛起，1965年建国以来的国民教育更是大大加强了政治身份的独立和认同。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学者许振义总结：“即使是华人，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早已不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侨民’，而是‘新加坡公民’。与中国的政治身份和自我认同切割早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