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区门前陆续聚集了从京城四处赶来的“非京籍”家长。他们听说，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长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将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网络上的开庭信息很快被删除，但焦灼的家长还是宁愿信其有，有的凭借记住的关键词“上午九点半、龙爪树南里车站”，按时抵达了法院。旁听资格被严格限制，没有家长列席。此案当庭未做宣判，择日审理。
无法上学导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为严控人口祭出史上最严的“教育控人”手段起，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无法上学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学生，因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并报考普通高中，委托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7月，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他们败诉。“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诉。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维持一审判决。
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
“非京籍”有许多称呼： 随迁子女、外来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动儿童。其中很多称呼并非精确定义的，人们一般捡起什么用什么。北京市教委的统计资料里面，会使用北京市户籍、非北京市户籍这样的统计称呼。
广义来看，“非京籍学生”包括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和非北京户籍城市户口的学生（这部分包括很多白领的孩子）。入读的学校分为四类：公办学校；高收费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大概在2-10万不等）；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
“非京籍”家长属于“九类人”（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随军子女、中建首钢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考。还有一些“非京籍”家长，大学或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已经积累起不错的社会资本。最底层的，便是俗称的“农民工”，他们通常在京从事体力劳动或“厌恶工种”。
无论心智、观念还是气质，流动儿童作为第二代移民，都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如果说第一代城市移民会将自身的成败与老家的生活相对照，那么第二代移民的参照点则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国，“流动儿童”完全是由户籍政策界定的，现实是：他们并不怎么“流动”。北京一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机构最新研究发现：小学阶段55.6%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初中阶段86.9%的流动儿童没有转过学；流动儿童的高中入学率非常低，只有16%学生在城市流入地读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读高中，5%在第三地就读高中，29%在城市就读职校，27%已经离开学校。
十余年来，流动儿童在京能否上学，实质性改革并无动议。2013年，控人政策开始加码，流动儿童升学更难。
年复一年，“五证”不达标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边缘，无法升学，看不清未来，但他们却可以清晰表达对于制度不公的愤恨。单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提升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关停学校，不仅事与愿违，或许在未来还会付出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
控人加码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对外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须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硬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