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晚清的历史就是禁烟、又屡禁不绝的历史。这中间不仅仅是道德高低的较量，而是现实、经济民生与利益同时裹挟在内的一潭混水，不是一句好或者坏能够概括的。
在高层政治生活中，雍正以来洋烟一直是个话题，从道光以后成为一个严肃的公开的政治话题。在道德与现实之间，官员们来回滚刀板。当我们可以平静地回顾这段往事时，会发现鸦片与国际贸易的变化、中国国内经济、官吏生存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道光年间朝廷进行为期两年的禁烟大讨论。朝廷并不是一刀切的准备禁止鸦片，事实上，在道德的洁癖、体制的尊严与源源不断的税收之间，道光帝并非毫无动摇。否则，他不会允许一场长达两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同时沦为官员之间的相互攻讦，最后阻断禁烟这一道德偏好的是英国人的枪炮，而不是连篇累牍的奏章。
1836年5月17日，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禁止鸦片、中断鸦片贸易徒劳无功，严厉的禁烟只会在人民中间散播恐慌气氛，“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
禁也禁不了，最好的办法是“仍甩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这样白银不会外流，政府还可以得到税收，岂不一举两得？
此前，两广官员卢坤、祁贡和一班广东名士就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与其这么吃力不讨好地禁止，让基层官吏坐收渔利，索性直接放开，由朝廷得利。反正中国“生齿日众”，不必担心人口减少，以货易货，不必担心白银外流通货紧缩。
许乃济的这道奏折引发涛天巨浪，在林则徐被召见并担任钦差大臣赴广之前，许乃济因为不讲道德而被降职，从四品到了六品，用现在的话说，他被正义的口水淹没了。
1838年（道光十八年）6月2日，颇具道德感、以挽回颓势自命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也上了一道奏折，这中间的奏折就没停过，只不过黄爵滋的比较出名，他不但主张严禁鸦片，还想处死吸食者。
文章开头，他先问了一个直击道光心坎的问题，为什么您如此节约，但白银越来越少了？原因是洋烟，“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然后他捏造了一个惊人的白银外流数据，“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几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干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
上述数字加总2亿多两，这活活要了皇帝的命，要知道，朝廷一年收入加总也不到这个数据。周志纯先生所著《晚清财政经济研究》，测算晚清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数据。1840年，生产总值25.18亿两，财政收入0.45亿两，占比1.8％。1887年，生产总值 33.275亿两，财政收入才0.8427亿两，占比2.6%。
虽然流出的数量是杜撰，但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现实，老百姓用铜钱维持日常生活，卖了粮食蔬菜收回的是铜板，却得用白银缴税，搞得各地小起义像走马灯似的。当时王朝末期迹象明显，人口大增，饥荒连年，反抗此起彼伏，政府无能为力。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议复回奏，8份支持处死吸食者，其他主张重点打击鸦片进口地广州和走私贩子。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如果林则徐禁烟后清廷打了胜仗，驱逐了洋人，那么皇帝作主，把鸦片一禁了之，从此天下太平。关键是，鸦片战争连战连败，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就不可能回到上国朝廷抚柔万邦的幻像中。于是，烟禁还是不禁，就一直是个问题萦绕着所有人。
二
每次朝廷遭遇财政困难，对“洋烟”征税的意见就不绝于耳，征税就意味着给洋烟打开合法化之路。
对太平天国用兵，需要大量的资金。左宗棠西征，需要大量的资金。拯救灾民，需要大量资金。开埠之后，主要来自关税、厘金、通行税等，实在不行，就借款还债，因此催生出了“鸦片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