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天，毛润之刚放弃图书馆的工作回到家乡长沙，孙文还在上海的寓所闭门思索实业救国的计划。京城晚春初降，景山牡丹盛开，漫天柳絮作雪飞，赵家楼胡同的曹宅浓烟滚滚，尚在东交民巷的谢婉莹，好奇地聆听着窗外学生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就在如此稀松平常的一天，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在中国大陆，“五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奏。而在两蒋时代的台湾，“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被谨慎分开，爱国与民族精神成为“五四”仅有的内容。到了马英九执政后，国民党纪念“五四”的重心则转到了民主和科学的价值传承。
其实，“五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它在将中国民族主义与反日情绪正式连通的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之一。而且，“五四”也生动记录了美国在实现外部崛起前的一次意识形态挣扎。特别地，在如今美国陷入衰落迷思、特朗普掀起孤立主义风潮之际，本文对“五四”时代的重访，不仅是对美国外交及其意识形态百年轮回的回顾，而且对于尚在外交上“作为与少作为”之间犹疑的中国而言，也是一次与美国经验的对话和比较。
特朗普与“旧美国”的回归
若抛开当时帝国主义的时代性质，一些史学家认为，“五四”的引燃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失手关联甚大。一战结束后，期盼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以崇尚民族平等与自决著称的威尔逊尤受尊重。然而，威尔逊终究在英法的要挟下妥协，巴黎和会决定将青岛转让日本，这个消息让中国陷入极度沮丧。
其实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国和威尔逊都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受害者。在威尔逊任总统之前，传统、封闭的共和党人已连续掌管了三届白宫，而在参众两院，从19世纪末到罗斯福上任前，共和党长期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当时，凭借左右两个大洋构筑的地理屏障，加上经济和军事崛起带来的满足和安全感，多数美国人对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亚欧大陆的险恶政治并无太多兴趣。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地主导着当时的美国外交。
威尔逊在和会上唯一的成就，大概就是把成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条款送进《凡尔赛和约》。而最让他遗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未能阻止英法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及其殖民利益的疯狂盘剥，其中包括中国的山东问题；二是，他签下的和约被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拒批，结果让美国竟没能加入它所创始的国联。而且，让威尔逊格外受挫的是，当时美国人大多仍信奉“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旧思维，主流民意对他的国际主义理想并不太热心。
总之，巴黎和会前后的经历让这位学者总统心力憔悴，也正是在“五四”当年十月的一天，威尔逊突发中风，从此一病不起，直到1924年去世。不过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机会看到，仅仅十多年后，日本在珍珠港重创美军，大梦初醒的美国人终于开始走出孤立清高的心态。此后，具有威尔逊特色的美国外部崛起被一步步付诸现实，而威尔逊的外交理念，特别是美国对其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责任，现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在美国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