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力图尽早令经济企稳。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三期叠加”概念，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消化期。2015年初，习近平提出“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来引导预期，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中国引入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承认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但无论“三期叠加”还是“新常态”，都不过是对现状的分析而已。更重要的是究竟该怎么应对？经过长期的摸索，中国政府终于在2015年底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并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一夜之间，社会各界言必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能拯救中国经济吗？
供给侧改革瞄准了问题症结
虽然美国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但美国已经步入加息周期，在全球经济体率先进入复苏通道。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是因为美国拥有最灵活的市场体系，能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最短时间内“市场出清”。从美国失业率的变化趋势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危机爆发后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的历史高位，然后很快就开始稳步下降。可以说，美国经济是“长痛不如短痛”、“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励志典型。
（图：美国的失业率）
中国是另一个极端。最初，中国认为危机是美国的，中国最多受到一些短期冲击而已，因此试图以“四万亿”刺激帮助经济渡过短期调整。不料，该措施不仅没能实现救赎，反而成为“大麻烦”的起点：首先，在中央“四万亿”旗帜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哄而上，地方债务激增，出现偿付危机，以致于中央不得不允许地方政府在2015年实施3.2万亿的“债务置换”，以时间换空间。
其次，产能过剩加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nAmerica）”模式。美国发生家庭部门“去杠杆”的危机后，中国本应削减产能，但却反其道而行之。据估算，2012—2014年间全球增加的产能有41%来自中国。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萨默斯指出：中国在2010年至2013年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这令实体经济的困境雪上加霜。
最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导致中国债务问题急剧恶化。“稳增长”的实质是以信贷推动增长，导致债务失控。中国1949~2008年货币投放累计47万亿。2009~2012年四年就一下子投放50万亿，超过前59年的总和。危机之前，中国债务/GDP 从2000年121％温和上升到2007年的158％，但2008年后却一路飙升到282％的惊人水平。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实体经济），成为全球实体经济债务负担最终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较低的失业率被证明并非好消息：大量僵尸企业依赖银行贷款输血而维持就业，只会拖延复苏步伐并出现更大的坏帐。
（图：中国债务水平激增。来源：麦肯锡）
经历了过去7年的无效刺激，中央承认“全面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由于实体经济受困于过多的债务和产能，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资金更多流入了楼市和股市，而非实体经济。2015年连续五次降息降准，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果甚微，而且由于PPI保持在－4～－6％的水平，这导致企业实体融资成本并未因为降息而得到缓解，而是出现费雪债务－通缩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