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做好，如何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应该是“非常态”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太多，仅几个地区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曾经有过。在非常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非常态的企业家，也出现 了非常态学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态的学者与企业家相比成绩较差。在非常态时期，学术没有获得非常态的发展，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学术和经济有差异，得诺贝尔奖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
所以，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和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有很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应该会逐步进入一个缓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是低速增长时期的话。在这个增长时期里，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下过去老常态和非常态时期企业家的遭遇。我个人从治理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根据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最小的身份就是你身边的人和你在一起。那是一种没有什么好选择的状态：你选择你的家人、朋友，往往是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碰到一定的人，然后又生了一些孩子。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秩序，或者说比较小规模的社会。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过日子，一帮朋友天天喝酒畅聊。这种日子很惬意，但是这种日子过久了没有出息。
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在城里住，却跑到贵州乡下去住。据说有几万人在那里住着，过的基本上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这样的人追求的是原始秩序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有出息，也不想有出息。我所说要有出息是指，要流动到一个扩展的秩序里面，在其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有出息的机会。第一个出息的机会可能是当兵打仗。很多人是当兵打仗出来的，我知道有一个县三五百个人都是国家少将级以上的军官，这些人有出息了当将军，当元帅，如果是古代还可能当皇上。第二个出息的机会是读书，读出来去当官，过去是读书考科举，现在是读书考大学，然后考公务员。第三个出息的机会是出去做生意，做企业，做投资，甚至到国际市场上打拼。他们有机会当大富翁，很有出息。
所以，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走向扩展秩序，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每个人的理想。这些人或者当兵，或者读书，或者出去做生意。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买房子融入城市，又是新的选择。这些人一旦买了房子，会发现从房子上挣的钱远远超过他们打工挣的钱。这些不同的选择，对个人来说，是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秩序来说，则是不同治理秩序的构造。这些不同的理想，构建了不同的治理秩序。“帝国秩序”，“官僚秩序”，“市场秩序”，这些词汇就是不同治理秩序的学术概括。当然，这几种治理秩序可以互不搭界，相互并存，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兵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占主导地位，其他秩序则处于被压制的位置。
这种“兵的秩序”，在古代，叫做家天下的秩序。家天下的秩序，是《礼记》里描写的小康社会的秩序。对这种秩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评论里，也有很多描述。它的本质特征是，身份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小康社会的秩序不同于大同社会的秩序。但大同社会在中国古代一直只是理想，小康社会却是比较现实的秩序。它既包括严格等级制的兵的秩序，也包括严格身份等级制的中国古代官僚秩序。这一秩序到现代社会虽然有新的表现和新的内容，但其基本格局却没有多大的变化。